董仲舒教育思想的影响

董仲舒教育思想的影响

　　董仲舒是古代思想家，他的思想在汉朝时期广为流传。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董仲舒教育思想的影响，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一、董仲舒简介

　　董仲舒，生于公元前179年，广川郡即现在的河北衡水景县广川镇大董古庄人，是西汉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和教育家。他的著作《天人三策》和《春秋繁露》在儒家经典学说的基础上融入了阴阳五行为框架的道家学说，建立了一个具有神学倾向的新派儒学思想体系。但是相信我们很多人对他的印象都应该是来自于他对汉武帝刘彻所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主张。

　　董仲舒的出生并不平凡，他出生在一个地主家庭，家里面还有非常丰富的藏书，这就为他以后从事儒学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学习基础。在他三十岁的时候，他开始招收大量学生，讲授儒学。随着他招收的学生越来越多，他的学识和名气也越来越大。之后到了汉景帝年间，他被任命为博士，专门讲授经学。在汉武帝继位之后，他出任江都国的国相，主要通过研究《公羊》等著作，推究阴阳运行的规律来预测刮风下雨。

　　在汉武帝元光元年即前134年，汉武帝下诏征求治理国家的方法和策略。于是董仲舒就在他的《举贤良对策》一文中，提出了“天人感性”、“大一统”等学说。董仲舒还认为“天”是一切的根本，无论是自然还是人命都由天来控制，因此反映天命的政治秩序和思想都应该是统一的。他的这一建议最终能够被汉武帝所采纳，促进了当时社会稳定和经济的发展。

　　董仲舒病逝于前104年，享年七十六岁。死后被葬在了当时京师长安的郊外。

　　二、董仲舒的主张

　　在中国古代近千年的历史进程中，曾经出现了许多闪烁着耀眼光芒的学者和思想家，他们依据当时社会和时代的变化及变迁，提出了许多适应当时社会需要和发展的思想主张，这些主张不仅有利于巩固统治者的地位，而且对后世也产生了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在西汉时期，就有这样一位著名的思想家，他就是学识渊博和治学严谨的著名学者董仲舒。

　　董仲舒最重要也是对后世影响最深刻的便是针对当时中央集权的需要，提出了“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主张。董仲舒的这一主张的主要理论来源是战国时的阴阳家邹衍，他认为历史中朝代和政权的更替是由五德运行来决定的。当时董仲舒对这一理论进行了修改，他认为朝代的更替是依据“三统”，即黑统、白统和赤统来依循的。

　　他的第二个思想主张是提出了朱莫甘娜的“君权神授”理论。在汉朝以前的历史中，所有君王的君位都是从祖先那里继承来的。当时西汉的开创者是一个平民，他要君临天下不仅需要军事和政治上的支撑，更需要一种理论来加以强化他的帝位。董仲舒就因时制宜提出了这样一个理论，他认为一个国君的统治不仅来自于祖先聚成，更重要的是来自上天的旨意，这就为君权神授统治权奠定了理论上的基础。

　　第三点就是为人处世方面，提出了“三纲五常”。其中“三纲”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和夫为妻纲，“五常”则是指“仁、义、礼、智和信”。这一理论一直被后世所沿用和继承，成为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基本道德和规矩。

　　从当时的情况来说，董仲舒所提出的这些理论无疑是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但是从现在的眼光来看，这些理论都是错误和严重压抑人的个性的东西。

　　三、董仲舒教育思想的影响

　　有关董仲舒的著作，《汉书·艺文志》著录 123篇， 大部分已亡佚。今存由后人辑录的《春秋繁露》 82篇，《汉书·董仲舒传》载有《对贤良文学策》，其他散见于《史记·儒林传》、《汉书》的《五行志》、《艺文志》、《食货志》、《匈奴传》。董仲舒适应汉武帝时代政治上统一的需要，把战国以来的各家学说以及儒家各派，在《春秋》公羊学的名义下融汇起来，建立了“天人感应”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作为维护封建统治的理论依据。

　　在教育方面，他总结了秦王朝灭亡的教训，继承和发展了儒家思想，为汉王朝的文化教育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班固说：“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 董仲舒认为，“天”是主宰一切的有意志的神。帝王“受命于天”，故权力只宜独揽而不容分割。封建大一统是天地不变的原则。“天不变，道亦不变。”但他指出，政令的统一必须以思想学术的统一为前提。因为儒家最重视正名定分，最合于封建中央集权政体的需要，所以董仲舒主张以儒家思想作为统一思想学术的准绳，他说：“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董仲舒这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建议，被汉武帝采纳，就开了中国封建社会以儒术为 “正统”的先河。

　　董仲舒一方面认定帝王“受命于天”，另一方面又借假天威，谏劝帝王治国理民要“承天意以从事”。“天道”表现为阴阳，阳主生，阴主杀，阳为主，阴为辅。因此，帝王按“天道”的法则来统治人民，就应当以德教为主，刑罚为辅。“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他又从“天人合一”的思想出发，认为人性也是由“天”决定的，提出“性三品”说，把人性分为三等：“圣人之性”、“中民之性”和“斗筲之性”。“圣人之性”生来就超过善。“斗筲之性”生来无善质，后天又无成善的可能。“中民之性”是绝大多数人的“性”（故又称 “万民之性”或“民性”）。董仲舒认为：“民性”生来有善质而又未能善。因为“民性”先天含有阴阳两气：阴表现为“贪”，“贪”是人们追求物质利益的情欲，其势“如水之走下”，是产生一切罪恶的根源；阳表现为 “仁”，“仁”是一种善质，但它还不是道德观念，只是后天成善的根据。因此，董仲舒认为，“民性”在后天有或成善，或成恶两种可能性。要使“民性”成善，就必须节制其情欲，而情欲的节制，则全赖于帝王对他们进行教化。通过教化，使人民“循三纲五纪，通八端之理”（所谓“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三纲”又是“天意”决定的。“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五纪”，即仁、义、礼、智、信五种道德规范。他重视仁和义，尤其强调义的重要性。他说“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也就是说“爱人”必先“正我”。他把“利”看作是“义”的大敌。“人之性，莫不善义，然而不能为义者，利败之也”。因此，要“正我”“为义”，就要不为利欲所驱，做到“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如果人人都明白这个道理，就能各安于自己所处的地位，不相互争利，国家也就可以安定。董仲舒这一套从天道到人性，从人性到道德的教化理论，目的是要统治者对人民灌输封建道德，加强精神上的统治，从思想上消灭“犯上作乱”的根源。他说“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教化立而□ 邪皆止”。

　　董仲舒还认为，吏为“民之师帅”，教化的统治能否推行，关键在各级官吏。他要求选用“德教之官”，而不可“独任执法之吏”，他更反对当时“任子”和“訾选”的入仕制度。他认为选用官吏应以“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为原则。只有贤能的官吏才能担当起教化人民的职责。于是他又提出了察举和兴办太学这两项政策建议。他向汉武帝建议，规定诸列侯和郡守每年在他们管辖的地区内，贡举贤士二人，以供朝廷考察录用。贡举贤能者赏，贡举不肖者罚。这样，诸列侯和郡守就会尽心访求贤才，天下的贤才也就能为朝廷所用。董仲舒认为，朝廷求得贤才最根本、最可靠的办法，是兴办太学，通过教育培养贤士。他对汉武帝说，平日不培养士，而想求得贤士，就像玉不经过雕琢而要求玉有文彩一样；培养贤士没有比办太学更为重要的了。太学设在国都，在朝廷的直接管辖之下，聘请高明的教师培养天下的士人，经常地考问他们，以发展他们的才能，这样，英俊的人才就可以得到了。正由于太学培养出来的人才，受过系统的儒家经典的教育，选派他们担任各级官吏，便可以按照儒家的一套统治去教化万民。所以董仲舒认为，太学是培养人才的场所，也是推行教化统治的一项根本性措施。“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

　　董仲舒由教化提出改革吏治，由改革吏治建议兴办太学，培养既忠君又善于治民的官吏，其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和加强封建中央集权制。他把春秋战国以来所形成的私家养士的风气，发展成由封建国家统一的养士制度，对中国古代教育是有贡献的。此后，太学就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最高学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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