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列传 卷五十二译文

作者：佚名

　　田锡，字表圣，嘉州洪雅人。少年聪悟，喜好读书做文章。杨徽之任峨眉县令，宋白任玉津县令时，都对他很礼遇，为他扬名，他因此名声大振。太平兴国三年(978)，以优异成绩考取进士，脱去平民衣服，官任将作监丞、宣州通判。升著作郎、京西北路转运判官。改任左拾遗、直史馆，赏赐绯鱼袋。田锡喜谈论当前大事，做了谏官后，就上疏皇帝，所献的有关于军国机要大计一条、关于朝廷大体的建议四条。大略说：

　　前年王师平定太原，未赏军功，到现在已有两年。如今幽燕地区被非法侵占，固然应用兵夺回，虽有皇上的英明决策，但必须借助武力。希望陛下在举行郊祀、籍田典礼时，评定歼敌战功，驾驭战将军官，没有比此更重要的，这便是军国大计的关键。

　　如今交州未被拿下，战士无功，《春秋》上所说的“老师费财”就是这个意思。臣听说圣人不致力于扩大疆土，只致力于增加发展品德和事业，声誉和教化达到远方，远方的人自会前来臣服。周成王时，越裳氏通过九道翻译转辗来进贡，且说“：天没有暴风疾雨之灾、海不兴风作浪已经三年了。大概是中国出现了圣人吧？为何不前往朝拜他呢？”交州一带是毒瘴海域，得到它如获得一块石头田。臣希望陛下致力于修德以便吸引远方的人，不要用疲弱的军队去攻打士气锐盛的军队，而且又何必因为小小的野蛮异族，劳动您皇上的雷霆震怒呢？这是有关朝廷大局的第一条大计。

　　如今的谏官已听不到他们关于朝廷大事的争辩，给事中听不到他们封还皇帝的诏令、驳正臣下的奏章，左右史也未见他们上皇宫、记载皇帝的言行举动，这岂是圣朝的美事吗？又御史不敢上奏弹劾，中书舍人未曾被询问政事，集贤院虽有书籍但无官员，秘书省虽有官职而又无图书。臣希望陛下挑选有才的人，任用贤能之士，使他们各司其职，如果各种事业兴旺发达，那么国家形象自然强大。这是第二条关系大局的根本大计。

　　近来宇内州县太平安定，京师富庶。军营马监，无不复兴；佛寺道宫，尽都日益盛美。加上又开辟西苑，扩大御池，即使周朝的灵囿、汉朝的昆明，也不能相比。然而尚书省却低下狭小得很，郎官无处办公，尚书无处治事。九寺与三监的机构，寄寓在京城街市两边的走廊上，贡院借用武成王庙，这难道是太平盛世的制度吗？臣希望陛下新修独立的尚书省与九寺的官署，用来安置各部官员。这是第三条根本大计。

　　考察监狱和政府的法令制度，给犯人戴的枷木丑有长短之分，铁锁链也有轻重之别，尺寸与斤两，都记载在刑法书籍上，未听说有用铁制枷的。从前唐太宗观看了《明堂图》，见人的五脏都比背部华丽，于是减免徒刑。况且太平盛世时，将弃置刑罚不用，人们不犯法，铁枷锁链，可以废去。这是有关大局的第四条根本大计。

　　此奏疏呈上后，皇帝特别下诏褒奖，并赏钱五十万。同僚朋友对田锡说“：今日之事太显眼了，你该稍稍收敛锋芒以远离谗言和妒忌。”田锡说：“事奉国君，惟恐不能竭尽诚心，况且天生的本性，岂会因为一次赏赐而丧失呢？”当时赵普做宰相，令部下接受群臣的奏章时，必先告诉赵普然后才送呈皇帝。田锡给赵普写信，认为这有失公正，赵普认错谢罪。

　　太平兴国六年，任河北转运副使，由驿站寄信给皇帝论述边防大事，说：

　　臣听说动静的关键，是不能轻举妄动；个人安危的道理，是不能轻言乱说。利害相生，变化不定；取舍没有疑惑，思虑必定精细。所谓动静之机，不可轻举妄动这个说法，动就是讲的用兵，静是讲保持镇静。该动的时候静，就会助长敌寇、产生奸恶；应静的时候动，就会失去时机坏了大事。动静恰到好处，就能收到理想效果。如今北面边疆不断发生骚乱，大概也有部分原因是守边的官吏们，只计算夺取的羊马细利便以为战捷，夸耀有所捕杀的小胜作为大功，惹起怨恨结出大仇，兴起战争引来了敌寇，都是由于这一点。前些年边陲动乱，皇上御驾亲自远征，敌骑退后，大军才回来。这都丧失了我方的先机，落入敌人的圈套，我国被敌方劳累、烦扰、耗损、破坏，不可胜述。臣希望皇上申饬将帅，谨慎地固守要地，不争小功。允许与邻国互市贸易，俘获的人口，妥善优抚并遣返对方。如此不出五年，河朔一带的人民，就能尽心农业，亭障要塞，都储积军粮。然后等敌方骚乱时再进攻就能将他们打败，乘敌方衰弱时再发兵就能将他们降服，他们心服以后就忘了再回去，那我们便省了力而又事半功倍。

　　诚恳地希望皇上考察古人的治国之道，尽力作长远的考虑，显示绥抚怀柔万国之心，用驾驭四夷之策，谋事最忌动不动就乱发言论，讲理最需要的是能深刻地谋划，这就是所谓的安危之理，不可轻易乱说。国家致力于根本性的方针，追求最完美的治理，就会安定；丢下近边的国内大事，而图谋远方外国，劳而无功，就会危险。做君主有永恒的方法，做臣下有固定的职责，这就是致力于根本性方针。皇上不拒绝进谏，臣下不隐瞒实情，这就是追求最完善的治理。汉武帝亲握兵权，登上了匈奴的单于台；唐太宗手系着雨衣，攻打了辽东的小国：这便是舍近谋远。沙漠贫穷荒芜，得到它也无用，这就是劳而无功。在位的臣下，敢讲的少；讲了而被听从，未必会蒙受幸福；讲了而没被听从，那就还有大祸临头，如此而想要下面不隐瞒实情，能够么？哪里是在务大体而求至治呢？

　　臣又说过利害相生、变化不定的话，《兵书》上说“：不能尽知用兵打仗的害处的人，也就不能尽知用兵打仗的好处。”大概事情有的可进却退下了，那么有害成功的事便来了；有的本该退却又进了，那么本可利用的事便失去了。可以快却反而慢，那么好处从这里失去；该慢的却反而快，那害处就由此而来。可以诛杀却反而赦免，那么奸邪之心，就会不时地产生祸害；可赦免却反而诛杀，那么忠勇之人，就可能不再关心国家利益；可奖赏却反而惩罚，那么就害了有勤劳之功的人；可惩罚却反而奖赏，那就会对越轨徼亻幸的人有利。能分清利害，就是聪明。以天下人的耳朵去听就会聪，用天下人的眼睛去看就会明。所以《书经》上说“明四目、达四听”，就是这个意思。臣又说过取舍不可以有疑惑的话，所以说“孟贲之狐疑，还不如童子之必至”。思虑不可以不精细，所以说“差若毫厘，谬以千里”。自国家图谋燕州以来，连续用兵不断，财物费用不能不损耗，人心不能不忧虑，希望陛下仔细地考虑，决定取舍，不要使战争旷日持久、国家穷兵黩武。

　　信奏上后，皇帝嘉奖了他。太平兴国七年，田锡调任相州刺史，后改任右补阙。又上奏章议论国家大事。

　　第二年，调任睦州刺史。睦州人原先阻挠礼教，田锡建孔子庙，上表请求朝廷拿经书图籍发给学生，朝廷下令赐给《九经》，从此人人都知道向学。遇上文明殿发生火灾，田锡又上奏章大谈时政，皇上嘉奖采纳了他的建议。调任起居舍人，回京师后任判登闻鼓院，又上奏请求封禅。以原官身份任知制诰，不久升兵部员外郎。

　　端拱二年(989)，京畿一带大旱，田锡上奏，有“调燮倒置”的话，忤犯了宰相，被罢职降为户部郎中，调出京师任陈州刺史。后因稽留杀人案受牵连，被降职任海州团练副使，后调任单州团练副使。后又召回京城任工部员外郎，又议论当时政治的得失，随即被任命为直集贤院。至道(995～997)中，官复原职。

　　宋真宗即位，田锡升为吏部员外郎。出使秦、陇一带，回京后，连续上奏，说陕西数十州都受灵、夏两次战争之苦，生民困苦不堪，皇上为他们感到很悲戚。田锡任同知审官院兼通进、银台、封驳司，被赏赐金紫；与魏廷式同事，因议论不协调请求辞职，出任泰州刺史。遇上出现彗星，田锡上奏请求皇帝自我批评以回答天的警诫，被皇帝再次在便殿召见。出发前，皇帝又派遣宫中的特使前往问候，而且加以优厚的赏赐。

　　咸平三年(1000)，皇帝下诏身边的大臣们推举贤良方正，翰林学士承旨宋白推荐了田锡以应诏。田锡回到朝廷后，皇帝多次召见他商讨大事。田锡曾上奏说“：陛下即位以来，用什么方法治理天下呢？臣希望您用皇王之道来治理。旧有《御览》，但只分门别类地记事。臣请求从经、史、子、集四部书籍精选抄录，另编一部《御览》三百六十卷，皇上日理万机后，利用闲暇，每日看一卷，一年读完。又选录经史中的精要格言，编成《御屏风》十卷，放在屏风座位的侧边，那么治乱兴亡的借鉴，就常在眼前了。”真宗认为他说得好，下令史馆将各种书籍借给他，每编成数卷，就先拿给皇帝看。田锡于是先献上《御览》三十卷、《御屏风》五卷。

　　《御览序》说：“圣人之道，散布在各种书籍史册。《六经》就立言很高、意义深远，若不讲解讨论，不能测知它的博大精深。各种史书则所记事迹殊异，若不参考比较它的异同，怎容易记住它的纷繁复杂。子部书则异端邪说众多，文集则符合经典的言辞极少。若不猎取精微 要义作为鉴诫，提举纲要来观察它的会通规律，编成每日阅览的书，以帮助需要日新的品德，那么就是一个人从小读到白了头，也不能读完经部，何况是日理万机的君王呢？臣每读书时，便想将自己从书中所得来补充圣上的聪明，将可以铭刻在座位侧边的格言，写在皇上的御屏风上；将可以用来当作日常道理的，录下来给皇上御览。希冀用我涓涓尘埃般的细小，来补益您天地般的品德，使得你的功业能像尧、舜一样崇高伟大，而人民也就能跻身于仁爱长寿的世界了。”

　　《御屏风序》说：“古代的帝王，盘盂上都刻有铭文，几案手杖也有诫言，大概是日常起居都必须观看，而使得夙夜都不会忘记。商汤的《盘铭》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武王在几杖上刻铭说：‘安不忘危，存不忘亡，熟惟二者，后必无凶。’唐代黄门侍郎赵智为唐高宗讲解《孝经》，举出其中最精彩重要的一句说：‘天子有诤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唐宪宗采集《史记》、《汉书》、《三国志》以来的经国济世大略，取名叫《前代君臣事迹》，书写在屏风上。臣每次览读经、史、子、集，都从中摘取格言警句，不断进献给皇上，再题写在御用屏风上、或放置在座位侧边，皇上时时观读反省，则圣上的品德日益增高，同商汤、周武王一样崇高了。”

　　咸平五年，再次掌管进银台，批阅天下的奏章，如有讲民饥盗起以及诏令不方便百姓的奏章，田锡都向皇上汇报。皇上对宰相称赞田锡“得到了诤臣的根本”，当日下令田锡以原职兼任侍御史知杂事，又升右谏议大夫、史馆修撰。连续上奏八疏，都直讲当时朝政的得失。咸平六年冬，病逝，享年六十四岁。遗下奏表劝皇上用仁慈节俭来维护统治，用纯洁安宁来教化人民，居安思危，在治世时思虑防乱。皇上看了颇感动，对宰相李沆说：“田锡，是个直臣。朝廷稍有缺点失误，正在考虑，田锡的奏书就已上来了。像这样的谏官，不易得到。”嗟叹了很久，特下诏追赠田锡为工部侍郎。又录用他的两个儿子，一并任命为大理评事，并发给官费，让他们安排田锡的丧事。

　　田锡为人耿直，很少迎合别人，未曾进过权贵人家的门，在官署办公，整天正襟危坐，没有懈怠的样子。倾慕魏征、李绛的为人，以尽心规劝、奉献己见、更正君主过错为己任。曾说“：我在朝廷任职以来，所写的奏章有五十二篇，都是谏官职份内的通常应说的话。若能被皇上听取，那就很荣幸了，又怎可以收藏副本给后人看，靠批评时局来卖弄自己的公直呢？”因此下令将它们全部烧掉。但性格过于保守固执，治理地方时没有什么政绩。他的著作有《咸平集》五十卷。

　　王禹翶，字元之，济州钜野人。出身农民家庭，九岁能写文章，毕士安见了后很器重他。太平兴国八年(983)考取进士，被授予成武县主簿的官职。调任长洲知县，随即改任大理评事。同届进士罗处约当时任吴县县令，王禹翶每日与他互相赋诗吟咏，人们多传诵他们的诗歌。端拱(988～989)初，宋太宗听说了他的名字，便召来考核，然后提拔他当右拾遗、直史馆，并赏赐红帛。旧例，赏赐红帛者都赐给涂着金银的带子，这次皇上特例下令用花犀皮带赐给他以示荣宠。当日王禹翶献给皇上一篇《端拱箴》，文中寄托有规劝讽谏皇上的意思。

　　当时北疆没有安定下来，皇上向群臣询问应付边事的策略。王禹翶献上一篇《御戎十策》，大略是借汉朝的事以阐明当时的策略：“汉朝十二代君王，贤明的，要算文帝、景帝；昏乱的，是哀帝、平帝。然而文、景之世，匈奴军臣单于最为强盛，肆行侵掠，侦察骑兵进到雍州，战火照到了甘泉。哀帝、平帝时期，呼韩邪单于每年都来朝贡，委派人质，自称为臣，边界的烽火狼烟都不再报警。这是为何呢？大概汉文帝当军臣单于强盛时，在外任用有才能的人，在内尽力改善政治，之所以能使敌人不能造成很大的危害，是由于有德。哀帝、平帝当呼韩邪单于衰弱之际，虽外无良将，内无贤臣，而能够使外邦来朝贡臣服，是因为逢时。今天国家的广大，不下于汉朝，陛下的圣明，岂比文帝差。契丹的强盛，不及当年的军臣单于，至于外敌骚扰边境、侵犯要塞方面，又怎会有侦察骑兵进到雍州，战火照到甘泉的忧患呢？这也是因为我朝能在外重用能人，在内完善政治。臣的愚见以为：在外应根据战争形势而提高将帅的权威，停止用小官来巡察边境刺探情报，改派遣间谍去离间分化敌方的队伍，再派遣赵保忠、折御卿率领所部作为牵制敌人的掎角。下诏感动边区人民，使他们知道朝廷夺取燕蓟旧疆，并非贪求这块土地。对内则应精简官员以使经费宽松，压抑文人以便激励武将，信任重用大臣来资助谋划，不看重虚名以便戒除无益的事，禁止游荡懒惰以增强人民实力。”皇帝高度地赞扬了他。王禹翶又与夏侯嘉正、罗处约、杜镐三人一起上表请求一同校订《三史书》，并有很多勘正。

　　端拱二年(989)，皇帝亲自考试贡士，召王禹翶赋诗，他立刻一挥而就。皇上高兴地说“：这诗不出一个月就可传遍天下。”随后，任命他为左司谏、知制诰。这年冬天，京城大旱，王禹翶上疏说“：一种粮食没有收获叫作馑，五谷不收叫作饥。馑的时候则大夫以下的官吏都减少俸禄；饥的时候则全部俸禄都不给，仅由政府定量发给粮食。如今旱云不下雨，已种的麦子未长好，既已没有了积蓄，人民饥饿令人忧虑。希望皇上下诏直说：‘君臣之间，政教有失误，自乘坐的车子、服务的车夫，下至各级官吏的俸禄，如不是守卫的军士、边镇的将帅，则都相应减少，如此好对上回答上天的谴责，对下稳住人心，等雨水充足了再恢复如从前。’臣在当朝官员中家里最贫，俸禄最少，也愿带头减薪，以便赎平时耗损国家的罪过。国家在外停止每年常购买的东西；在国内则取消能工巧匠所做的事。靠近城边挖土，侵犯了冢墓的就把它掩埋好；外州的流放犯、奴隶之类的人，只要不是贪赃做强盗的，便都释放。然后用古时候猛虎渡河、飞蝗越境的故事，来敕诫各州县的官员。其余有关军民刑罚政治方面的弊端，不是臣能知道的，希望交给宰相大臣们议定裁决后颁布，只要能感动人心，必会召来和气。”

　　不久，升任大理卿，庐州妖尼姑道安诬告徐铉，道安应当反坐受惩，有令不将她治罪。王禹翶上疏抗争，为徐铉雪冤，请判道安的罪，因违诏被贬任商州团练副使，多年后调任解州团练副使。淳化四年(993)，被召回京任左正言。皇上因为王禹翶性格刚直不能容忍事物，命宰相劝诫他。后升直昭文馆，他乞求到地方任职以便奉养父母，被允许，任单州刺史，赏钱三十万。来到单州十五天，又被召回京任礼部员外郎，再次任知制诰。多次向皇上进献征讨李继迁的巧计，他认为对李继迁不必要劳师动众去诛杀，自然可以用巧计智取。说是应该明确地公布李继迁的罪恶，告谕中外，再设立重赏，给以很高的官方价钱，则李继迁的身首，便不是被枭挂示众就是被擒获。后来潘罗支射死李继迁，西夏人对宋朝臣服，果如王禹翶所献计策一样。

　　至道元年(995)，被召进翰林院做学士，后又任知审官院兼通进、银台、封驳司。皇上诏令有不适当的地方，他多有议论上奏。孝章皇后去世，梓木棺材被移放在已故燕国长公主的房子里，大臣们也不穿丧服。王禹翶与客人说：皇后曾做过全天下母性的表率，死后应当遵照典章使用以前皇后们相同的礼节。结果，他因此被认为有毁谤讽刺之罪，被降职为工部郎中、滁州刺史。当初，王禹翶起草《李继迁制》，李继迁送了五十匹马当作酬劳，被他推却不受。到他出任滁州刺史时，闽人郑褒曾徒步来谒见他，王禹翶喜欢他的温文尔雅，替他代买了一匹马。有人说王禹翶买马时少给了别人价钱，宋太宗说：“他能拒绝李继迁的五十匹马，又岂肯少了一匹马的价呢？”后调任扬州刺史。真宗即位后，他被升级调到刑部任郎中，当皇帝下诏求大臣们讲直话时，王禹翶上了一篇奏疏，谈了五件事：

　　一是谨慎地对待边防大事，与外国结盟通友好，使运输军资的人民得到休息。当今北有契丹，西有西夏李继迁。契丹虽不侵犯边疆，戍守的军队岂能削减？李继迁既然未归服听命于我朝，军队的兵饷就固然不能停给。关辅一带的人民，处于倒悬的困境尤甚严重。臣的愚见认为应严诫守疆的官吏，给辽国的大臣写信，使转达给他们的君主，请求寻求过去的友好。又下诏赦免李继迁的罪，将夏台一地还给他。他必定会感恩归服，且这样会使全天下都知道陛下您为了人民不惜委屈自己。

　　二是裁减冗兵，撤并冗官，使山林湖泽的富饶资源，渐渐流到百姓的手中。在乾德(963-968)、开宝(968～976)时期，朝廷控制的土地不广，财产赋税也不丰富，然而我们攻打河东、防守北边，国家的费用也足够、军队的雄武也很强，其原因何在？就是因为国家蓄养的军队精而不滥，任用将领专而不疑。臣的愚见以为应像开宝时期一样严格管理控制军税，就可以高枕无忧地治理国家了。而且开宝年间设置的机构、官吏很少。臣本是鲁地人，落籍在济地，未考进士前，一个州上只有刺史一人、司户一人治理，而当时未曾有缺废事情的现象。此后又增设一名团练推官，太平兴国(976～984)中，又增设了通判、副使、判官、推官，而且还增设监酒、榷税算的四名官员。各级州郡行政曹官之外，另增设掌狱讼的司理官员。问当时的租税，则比旧时减少了；问当时的人民，则逃亡的比过去要多。一州既是这样，整个全国也就可想而知。冗官在上面耗费，冗兵在下面耗费，这就是将山林湖泽的财富取尽，都不能够用的原因。那山林湖泽的财富，应与人民共同享用。自汉代以来，就取来收归国家使用，这是不可放弃的；但也不可用尽。只有像管茶的方法，从古就本不收税，唐朝元和(806～820)中，在齐、蔡地区用兵打仗，始对茶叶征税。唐史上称这一年征茶税得到四十万贯钱，如今则已有数百万了，人民怎能承受得了呢？所以臣说裁减冗兵、撤并冗官，使山林湖泽的富饶资源，渐渐流到百姓手中。

　　三是增加官员当选的艰难程度，使选入的官员不滥。古代由乡里选举，再由官方择人，读书人在家时学问品德兼优，然后才推荐到朝廷，历代虽有沿袭变革，但都不曾与古代有太大的差别。隋、唐时期开始有了科举，宋太祖时，每年考取的进士不过三十人，经学人才，也只有五十人。再加上王侯不准进献和征用官员，士大夫们极少有资格荫庇弟子做官，所以有的人终身没考中过举人进士，到老时也做不成一官半职。宋太宗在藩王府中受教育时，看到的就是这些。君临驾御天下之后，选择人才不求全责备，舍其短处任用其长处，选拔十个中，真正有用的只有一半。他在位将近二十年，考取的进士大概有近万人，虽有俊杰之才，也有随便就考取的人。臣的愚见以为数百年的选举考核太过艰难，所以前皇太宗才用广泛取材来补充；而二十年来的恩泽太滥，陛下又宜用旧章来纠正，希望将考场还给官吏来负责管理，就像从前一样。至于吏部铨选官员，也并非帝王亲自抓的事，自古以来五品以下的官员，叫作官方任命官，如今只有幕职和州县级官吏是这样由官方奉旨任命的，京官的选任名义上虽有官方限制管理，但多未施行。臣的愚见以为皇上应该将吏部的事还给吏部的专门官吏，可以让他们根据资历来任命、拟定各级官员。

　　四是淘汰僧侣尼姑，使疲惫的人民不再耗费。古代只有士、农、工、商四民，兵不在其数。大概古代实行井田法，农民就是兵。自秦代以来，战士不从事农业，因此四民之外，又生出一民，所以农民更加贫困。当然持刀枪捍卫国家，依理不应废弃。汉明帝之后，佛教流入中国，此后剃度人民修建寺庙，历代都有增加。不养蚕却穿衣，不耕田却吃饭，这样五民之外，又增一而成六民了。假设全国有万个僧人，每日吃一升粮食，每年用一匹绢，这是最节俭的了，还每月要耗费三千斛粮，每年用掉一万缣绢，更何况有五七万这种人呢？不叫人民的蛀虫可以吗？臣的愚见以为国家剃度的人滥了，建造的寺庙多了，要计算此项费用，何止亿万。前朝时国家不安乐，施舍又很多，佛如果有灵，怎会不蒙受幸福呢？事奉佛教无效，断然可知了。希望陛下深刻借鉴治理根本，尽快施行淘汰，如果认为即位初期，不想惊骇此辈，那么暂且在二十年内，不准剃度人民造建寺庙，使他们自行消亡，也是解救弊端的一种方法。

　　五是亲大臣、远小人，使得正直敢言的忠良之士，知道进取而不会有疑虑，奸险取巧之徒，知道退却而有所恐惧。那君为元首，臣为股肱，是说君臣同为一体。认为那人行就不要怀疑，认为那人不好就不要任用。凡评议帝王中的伟大者，岂不是都要说尧、舜时代，契做司徒官、咎繇任士官、伯夷任典礼官、后夔任 曲乐官、夏禹任治水官、益任虞官么？委派任务督责成功，因而尧有知人任贤的美德。虽然如此，尧时的用人之道太过遥远了，请让臣用近代的事来说。唐朝元和(806～820)中，唐宪宗曾命令裴土自铨选品评各级官员，裴土自说：“天子择宰相，宰相择各部长官，长官自己选择属官同僚，就会上下互不怀疑，而政治也就成功了。”舆论认为裴土自会讲话。希望陛下从远古吸取尧帝的经验，从近代借鉴唐朝的做法，既然选择了宰相，就大胆任用，不要犹疑。让宰相去选择各部长官，长官自己去挑选同僚下属，这样就可垂衣拱手，无为而治了。古代受过刑残的人不能留在君王的身边，《论语》说：“放郑声，远佞人。”所以周文王的左右，没有可以穿鞋结袜子的人，是讲都是贤人。那小人言辞机巧、面色伪善，先行揣测期望得到皇帝的旨令，做事时必定会危害正义，心里只妒忌贤人，非圣明的君王不能深刻的明察。旧例，南班三品官，只有尚书才能升殿见皇帝；近来三班奉职，有的因为遣派出使，也允许升殿拜见，迷惑扰乱天子的视听，没有比这还严重的。希望陛下整顿纲纪，加强视听方面的尊严，就在这个时候了。

　　臣的愚见又认为当今最急迫的，是先讨论军队，使军队的多少适宜，安排得当。然后讨论官吏，使清廉污浊分道，各级各部不混杂，然后再加强官员当选的艰难程度来堵塞奸恶的来源，禁止僧尼的发展以便减少耗费，这样自然会使国家费用充足而王道得到施行了。

　　疏书奏上去后，王禹翶被召回，又任知制诰。咸平(998～1003)初，参加修撰《太祖实录》，公直地记载当时的事。当时宰相张齐贤、李沆意见不合，王禹翶在他们中间的议论能决定轻重。后出任黄州刺史，曾写了一篇《三黜赋》以表达自己的志节。它的最后一章说“：使自身受委屈而不让道义受委屈，即使被贬谪百次又有何亏！”咸平三年(1000)，濮州的强盗在夜间进城，掳走了知州王守信、监军王昭度，王禹翶听说后上疏，大略说：

　　臣认为以朝廷为主体经营各地区，这是帝王保国的制度。《易经》说“：王公设险，以守其国。”自五代分裂动乱，各自割据城堡，像豆一样割瓜一样分，长达七十多年。宋太祖、太宗，削平僭位伪立的政权，天下成为一家。当时日事议程，就是令江淮地区各州郡毁坏城郭、没收武器、撤除武备，长达二十多年。由书生领导治理各州，大郡配给二十人，小郡减少五人，用来充当平常的差遣。名义上号称长吏，实际上与旅住客人相同；名为郡城，却空荡得像平地。虽推尊京师而压抑地方，是强干弱枝的方法，但也不符合这中间的正确原则。臣从前在滁州，当发兵拉运漕粮时，州城关卡就没人守御，只得用临时征集的白丁代替管理开关城门，当时城池颓废，武器装备也欠完整。等调到维扬，号称军事重镇，却与滁州无异。曾拿出铠甲三十副，交与巡守警卫的使臣，但搭弩张弓一射，竟十副中损坏四五副，大概是不敢擅自修理，上下因循，才导致这样。如今黄州的城墙武器盔甲，又还比不上滁、扬二州。万一发生水旱灾害，盗贼偷偷发动暴乱，那时即使想防备抵御，又拿什么来抵抗呢？大概太祖为了削除诸侯们跋扈的势力，太宗为了杜绝人们僭号伪立窥望皇位的心理，当年才不得不这样。这就像设立法律来救治世界一样，时间一久就会产生弊端，而救治弊端的方法，在于因时制宜。若一口气发展快得像飞转的圆规，固然不可再胶柱鼓瑟。当今江、淮地区各州，大的忧患有三个：一是城池颓废毁坏；二是武器装备不完备；三是士兵在当地水土不服。濮州盗贼的兴起，看得出是因为在防守上太懈怠了。希望陛下特例改变最高决策，允许江、淮地区各州郡，可以根据户口的多少，城池的大小，都设置相应的守卫部队。部队士兵最多不过五百人，练习弓箭刀剑，然后逐步修葺城池壁垒，修理甲胄武器，那么各郡城就有了抗御侵犯的防备，长吏也可免去被抢劫掳掠的担忧了。

　　疏文上奏后，皇上嘉奖采纳了这一建议。

　　咸平四年，黄州境内有两只老虎相斗，其中一只死了，还被吃了近一半。所有的鸡在夜间鸣叫，过了一月才停止。冬天响炸雷。王禹翶手撰一篇疏文借引《洪范传》述说警诫，并自己主动请求处分。皇上派遣内侍宦官乘坐驿站的专车前往慰问，并作醮请神灵禳除妖异，又询问日官，日官说：“守护当地的人应承受其责。”皇上怜惜王禹翶的才能，当天，下令调任蕲州刺史。王禹翶上表谢恩，表文中有“汉宣室中出现鬼神问罪，不奢望生还；茂陵中出现封禅的文书，只期求身后”的话。皇上感到奇怪，果然王禹翶到蕲州不到一个月就死了，年仅四十八岁。皇上听到讣信，非常悼念他，送给他家很厚重的丧礼钱。又赐给他的一个儿子官品。

　　王禹翶讲话治学都机敏丰富，遇事敢讲，喜欢品评人物，以身体力行道义为己任。曾说“：我要是生活在唐朝元和时期，在李绛、崔群手下做事，这一生也就无愧了。”他作文著书，多涉及规劝讽谏，因为这一点他不为流俗所容，所以屡次被排斥。跟他交游的必定是儒雅的人，对有才华文采的年轻晚辈，他总是极力称赞褒扬。像孙何、丁谓这些人，很多都游学到他的门下。他的著作有《小畜集》二十卷、《承明集》十卷、《集议》十卷、诗三卷。他的儿子王嘉..、王嘉言都很著名。

　　张咏，字复之，濮州鄄城人。少年时意气豪放，不拘小节，即使贫贱时外出交游，也不肯居人之下。太平兴国五年(980)，濮州推举进士，舆论以张咏为首位被推荐人。当地有个叫张覃的老儒生还没考中进士，张咏便与寇准写信给本州守将，推荐张覃做首选，众人赞许张咏能够谦让。这年，张咏考取了进士乙科，做了大理评事、鄂州崇阳知县。后再升为著作佐郎。因苏易简的推荐，他进入朝廷任太子中允，后又升做秘书丞、麟相二州通判，他自己请求掌管濮州的商市征税以便奉养父母。不久又被召回朝中，被赏赐绯鱼袋，调任浚仪知县。正好遇上李沆、宋..、寇准连续推荐他的才干，张咏因此做了荆湖北路转运使，上奏建议撤去归、峡二州的送水夫，被就地转为太常博士。

　　宋太宗听说他的强干，召他回朝，越级升他做虞部郎中，赏赐金印紫绶。十天后，与向敏中一同被提升为枢密直学 士、同知银台通进封驳司兼掌三班院。张永德任并代二州部署，有个小校官犯了法，被他鞭打至死。皇帝下诏审治他的罪。张咏将诏书封起退还，并说：“陛下正委派张永德担任边疆守护大职，若因为一个小校官，使主帅受辱，臣恐怕下级会有轻视上级心理。”太宗不听从。不久，果然有士兵联合控告军校的事发生，张咏引用前次的事来议论，太宗改变态度慰抚他。

　　出任益州刺史，当时李顺叛乱，王继恩、上官正统兵攻讨，但停兵不进。张咏用话激励上官正，劝勉他亲自出击，然后盛情地陈设帷帐为他饯行。酒喝得正酣时，张咏举爵对军官们嘱咐说：“你们蒙受国家的厚恩，没有什么可以报答的，此去应直抵敌寇阵地，荡平丑类。如果旷日持久士气衰落，那么这里就又是你们的死地。”上官正从此决意出兵深入，终于大获全胜。王继恩部下有个士兵在夜间垂下绳索越城逃跑，被官吏抓住后报告给张咏。张咏不想与王继恩失和，当即下令将此兵捆住投到一枯井中，没人知道。当叛军攻城略地之际，民众有很多被胁迫跟随参加叛军，张咏下达公文将朝廷的恩德和信义告谕民众，使他们各自回到田里。并说“：从前李顺胁迫民众做叛贼，今天我将叛贼们改造为良民，不亦可以吗？”当时民间讹传，说有一白头翁午夜时专吃小孩，全州为之嚣然不安。一到夜暮降临，就路无行人。后来将造谣者抓住处死，人们才安定下来。张咏说“：妖怪谣言兴起的时候，灾气就会乘机危害当地。妖怪会有形状，谣言会有声音，制止谣言的办法，在于判断识别，而不在于求神厌胜。”

　　当初，蜀地士子知道读书向学，但不喜欢做官入仕。张咏考察益州人张及、李畋、张逵等人都有学问品行，受当地人称赞；于是敦促鼓励他们参加科举考试，这三个人果然全都考取了进士，士子们从此懂得了进取。民众有来投诉的，张咏明辨真假，立即做出裁决，人民都很佩服。好事者还编集张咏的故事成书，刻板印刷传播。张咏曾说“：向君子询问可以得到君子的情况，向小人询问可以得到小人的情况，分别从各自的同党那里询访了解，就没有什么不能明白了。”他当政时，恩威并施，蜀人都又敬畏又热爱他。因父亲去世辞职服丧，后复出，改任兵部郎中。正好遇上朝廷下诏在川、陕各州同时混用铜铁两种钱币，每一枚铜钱相当十枚铁钱。张咏上疏说“：昨日经过利州时，那里用一枚铜钱换五枚铁钱，在绵州则一枚铜钱换六枚铁钱，在益州则一枚铜钱又可换八枚铁钱。若统一规定换法，公私都不方便。希望根据各地的估算来折算铜钱。”

　　宋真宗即位后，加级为左谏议大夫。咸平(998～1003)初，进京升任给事中、户部使，后改任御史中丞。承天节斋戒集会时，丞相大臣中有的人犯戒喝酒，张咏上奏弹劾。咸平二年(999)，任同知贡举。这年夏天，以工部侍郎身份出任杭州知州。因当年歉收，民众有很多人私自卖盐来自给，捕获犯法的人数百个，张咏全都减轻刑罚然后遣散他们。部下属官请求说：“不严厉用法律制裁他们，恐怕无法禁止此事。”张咏说“：钱塘一带十万家民众，受饥饿的人九万，如果不靠盐来救活，一旦蜂拥而起做强盗，那就会酿成大患了。等秋天收获了，当会依旧按原来的法律办事。”有户民家的儿子与姐夫争讼家产。女婿说岳父临终时，这儿子才三岁，所以自己受命掌管资产；而且有遗嘱，叫他日后将十分之三的财产分给那儿子，其余十分之七归女婿。张咏看了遗嘱，拿酒洒在地上，说：“你岳父，是个聪明的人，因儿子年幼所以托付给你。如果将七份给儿子，那儿子就会死在你手里了。”立即命令将十分之七分给那儿子，余十分之三留给女婿，人们都佩服他的英明判决。后张咏调任永兴军知府。

　　咸平五年，马知节从益州知州调任延州知州，朝廷讨论选择可以接替他的人。真宗因张咏以前在蜀郡政绩优异，又命他再次出任益州知州，并加级为刑部侍郎、枢密直学士，并就地升为吏部侍郎。转运使黄观上报他治理益州的政绩，皇上下诏褒奖。恰好朝廷派遣谢涛巡视西蜀，皇上因此令他转告张咏说：“有卿在蜀，朕无西顾之忧了。”回朝后，再次执掌三班，领登闻检院。

　　张咏中年时脑上生疮，围头巾梳头发都很不方便，因此请求调出朝廷任颍州知州。真宗因为他公直，有声望，两次任益州刺史时，都因政绩突出著名，不应该去管一个小郡。下令中书将张咏召来问他，将委任他到青社或真定去，要他自己选择。张咏推辞不接受，于是任命他做癉州刺史。大中祥符(1008～1016)初，加级任左丞。大中祥符三年(1010)，癉州人民因为张咏任期已满请求借调留任，皇上将他就地转为工部尚书，令他再次留任。当年秋天，因为江左旱灾歉收，张咏受命担任癉、宣等十州安抚使，后进级为礼部尚书。皇上听说张咏的脑疮病很重，怜悯他，令薛映乘驿车赶去把他换回。因疾病没有见到皇上，张咏恨不能当面向皇上陈述蕴藏在心中的想法，于是抨击道：“近年来国库空虚，竭尽人民的膏血，用来作为兴建无用的土木建筑的费用，都是奸臣丁谓、王钦若引导了皇上的奢侈心才弄成这样的。不诛杀他们，无以谢天下。”奏章三次呈上后，张咏被调出京城，任陈州知州。

　　当初，张咏与青州人傅霖少年同学。傅霖不做官。张咏显贵之后，请傅霖出来做官，请了三十次也没请动，到这时他却来谒见。守门人来报告说傅霖求见。张咏责骂说：“傅先生是天下贤士，我尚还不能跟他做朋友，你是何人，竟敢直呼其名！”傅霖笑道“：与你分别一世你还是原样吗？别人怎知世间还有个叫傅霖的人呢？”张咏问：“昔日为何隐居，今日为何出来？”傅霖说：“你快要走了，我来告知你的。”张咏说：“我自己也知道快死了。”傅霖说：“知道了我又何必再说什么。”第二天傅霖便告别离去。一个月后张咏去世，享年七十岁。被追赠为左仆射，谥号是“忠定”。

　　张咏以刚直公正自任，为政崇尚严猛，曾有个小官忤逆触犯了张咏，张咏用木枷锁住他的脖子。小官愤恨地说“：除非斩了我，这枷锁就永远不会脱去。”张咏恨他与自己作对，立即斩了他。张咏年轻时学习击剑，为人慷慨激昂，喜讲大话，好表现不同寻常的节操。有位读书人在远郡旅游，被仆人劫持，且要得到他的女儿为妻，读书人不能制住他。张咏恰好在旅店中遇到他们，知道了这件事后，即佯装借这个仆人为自己驾一趟车，然后自己独自骑一匹马出城到近郊，等到山林里，便斩了仆人回来。曾对他的朋友说“：张咏幸好生在光明的时代，读了三坟五典之类的书来约束自己，不然的话，就不知自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所以他又有这样的话说“：服事君王的人廉洁而不说自己贫，勤劳而不说自己苦，忠诚而不说自己有功，公正而不说自己有能，这样就可以事奉君王了。”他的性格果断急躁，病得厉害的时候，一饮食就痛楚加剧，统御下属也更加严峻，尤其不喜欢别人跪拜，命令负责接待客人的人预先告诫劝止。有人违犯时，张咏就连续地回拜不停，或者盘坐痛骂跪拜他的人。真宗曾称赞他的才能可任将帅要职，因为生病所以不能全部发挥他的能力。张咏自号“乖崖”，认为“乖”便与众人不同“，崖”就不利于做事。有文集十卷。他的弟弟张诜，任虞部员外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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