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史》列传 卷六十九部分译文

作者：佚名

　　儒士对教化的作用很大，对事物的利益很广博，使父子忠实，君臣端正，开启政治教化的源头，启动生灵的耳目，百代之王的减损增益，儒士一直贯通始终。虽然世道有高下，而儒士之文雅却没有被淹没。自从永嘉以来，天下分崩离析，礼乐文章，几乎丧失干净。

　　魏道武帝刚刚安定中原，虽然时间很紧迫，开始建立都城的时候，就把经籍方术放在优先的地位。建立太学，设置《五经》博士生员一千多人。天兴二年(399)春天，将国子太学生员增至三千人。这岂不是认为天下可以武力夺取，而不可以用武力治理吗？圣明之人明达经典法则，大概是很深远的了。天兴四年春天，道武帝命令乐师入宫学习舞蹈，在先师像前行释菜礼而入学。北魏明元帝时，改国子为中书学，设立教授博士。太武帝始光三年(426)春天，在城东修建太学。后来，征召卢玄、高允等人，命令各个州郡都举荐有才学之士。于是，人们大都激励品德，知所崇尚，儒家学说转而兴盛。献文帝天安初年，诏令建立乡学，每郡设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学生六十人，后来又诏令大郡设置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学生一百人；次郡设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学生八十人；中郡设置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学生六十人；小郡设置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四十人。太和年间，改中书为国子学，建立明堂、辟雍，尊事年老退休的三老五更，又开设皇子的学校。迁都洛阳之后，诏令设立国子、太学和四门小学。孝文帝明达研习古事，特别喜好典籍，坐在车上，骑在马上，都不忘记讲说儒学。刘芳、李彪等人因经书而得晋升，崔光、邢峦之类因文史而显达。其余那些涉猎典章制度，闲散中收集词章翰墨的人，无一不是借此获得很高的官爵，动辄赏赐并受宠幸。于是，儒学兴盛起来，其丰隆可与周、汉相比。宣武帝时，又诏令建造国学，在四门建立小学，大力选拔儒生作为小学博士，学生四十人。虽然校舍还没有建成，而经籍学术却是更为显著。当时，天下太平，学术十分兴盛，所以燕、齐、赵、魏之地，记录在案的学习经书的人，数不胜数。大郡一千多人，小郡也还有几百人。州里举荐才能出众的人，郡里举荐孝顺廉洁之士，在皇帝面前进对策，一年比一年更多。神龟年间，准备建立国学，诏令将三品以上和五品清官的儿子，作为国学生员人选。还未来得及实施，就又停了下来。正光三年(522)，就在国学拜祭先师，命祭酒崔光讲说《孝经》，开始设置国子生三十六人。到了孝昌年间之后，天下纷乱，各地的学校，所剩无几。

　　齐神武帝生于北方边塞，长于戎马生涯之中，树立义旗，平定疆域。因为北魏陷于战乱，又逢上..朱氏杀戮残酷，文章典籍都荡然无存，礼乐一并丧失，弦歌之音几乎绝迹，俎豆之类的祭祀器皿将要丧尽。永熙年间，孝武帝再在国学祭拜先师，又在显阳殿诏令祭酒刘..讲说《孝经》，黄门李郁解说《礼记》，中书舍人卢景宣讲《大戴礼·夏小正》篇，又设置学生七十二人。永熙年间都城西迁，天平年间都城北移，虽然地方设置的学校，有的未来得及迁移，但儒家的学术思想，却很快在人们的心中留下了影响。当时刚刚迁都于邺诚，国子设置生员三十六人。到兴和、武定年间，儒家的学术思想又兴盛起来了。自天平年间开始，范阳卢景裕和叔伯兄弟卢仲礼在范阳起兵作乱，齐神武帝敕免二人的罪行，将他们安置在客舍，用儒家经典教授太原公以下诸生员，卢景裕死后，又用赵郡的李同轨接替卢景裕。二位贤士都承蒙大恩大德，受到特殊的礼遇。李同轨死后，又征召中山人张周彡武、渤海人李铉、中山人石曜等人相继作为各位王子的师友。到天保、大宁、武平各朝，也引进著名的儒生，教授皇太子和诸王子经籍学术。然而，自齐朝始创基业，下及末世，只有济南王为皇太子时，性格见识聪明敏锐，自己很注重磨炼，因而成就美名。其余诸王子大多骄纵恣肆，狂傲凶狠，举动违背礼法制度，日日有成就，月月有进步之事，在他们那里没有听说过，就像镂刻冰块雕刻朽木一样，终于没有成就。这或许是有原因的。帝王的子孙，习性骄纵淫逸，况且其做人的正道之心不诚实，邪恶之路竞相开通，自己原就不能生而知之，不是智力出众之人，而在内纵情于歌 舞女色，在外多有走狗跑马的爱好，怎能入则行为笃诚，出则与贤士为友呢？白白地有师傅来教授，终究却没有修养品行的实绩。王公贵族，再加上明达经籍来粉饰，可以说就像稽山竹箭在箭尾加上羽毛一样，俯首捡得高官厚禄，是明摆着的事情。然而，齐朝主持选录官员的人，有的失去其职守，师、保、凝、丞四大辅臣，都赏赐给有功劳的老臣，国学博士，徒有虚名。只有国子一种学校，生员也只有几十人。贵族子弟因通达经籍而进身仕途的人，只有博陵人崔子发、广平人宋游卿二人而已。自此之外，没有见到其他人。所幸朝廷制度宽大简略，政治禁令稀疏闲阔，游手好闲之人，十家就有九家。所以，学习经术接受学业的人，遍及乡村；背负书箱做官的人，不辞千里之远。进入里巷之中，乞食为生，栖息在桑梓树荫下，动一动就有十几人。燕、赵之地有此风俗，这类人数量尤其众多。齐朝的制度，各郡都设立学校，设置教授、助教讲授经籍。学生都是逼迫来充当生员，官宦和富豪之家，都不听从调遣。充当生员的人既然不是喜好经术的人，当然不把经籍放在心上。另外，许多人都被州郡的官吏驱使逼迫，即使有游手好闲之人，也不检视察看。这都是由于君主不喜好经术所致，各郡都必须察举孝顺廉洁之士，博士、助教和学生中通晓经术的人，推荐选拔充州郡举荐之数。射策十条，通晓八条以上的人，授给九品出身。特别优异的，也越级提拔。

　　周文帝统治天下，特别重视经籍典章。这个时候，西都动乱不安，郊区摆开了战场，古代帝王的旧有章法，往世圣人留下的教训，都扫荡干净了。于是，搜求上古三代残缺的文字，求得千载以上的至理名言，废黜魏、晋的典章制度，恢复周公的美好典章。卢景宣学问贯通六艺，修整五礼的残缺；长孙绍远学问广博，订正被损坏的六乐。因此，朝廷的典章逐渐具备，学者闻风向往。周明帝继位，真诚崇尚学术，内有安置文学之士的崇文观，外重成均这种大学的职责。文人墨客和讲论儒经优胜能令人开颜欢笑的人，时常出自朝廷；戴着圆帽，穿着方领衣，手持经书，背负书箱的儒生，记录到京城户籍上。这个时候人才济济，足可以超过以往了。到了保定三年(563)，周武帝才颁布诏令，尊太傅燕公为三老。周武帝于是穿衮袍，戴冠冕，乘坐碧辂车，陈列文具，准备礼仪，清道而临幸太学，亲自切割牲口的肉而让他们吃，奉举酒杯让他们饮酒，这固然是一世盛大的事情。这之后，命令使臣乘坐轻车奉送玉帛，到南荆征召沈重。等到平定齐国，周武帝降至尊之体，劳万乘之驾，用特殊的礼仪对待熊安生。因此，天下人都羡慕向往，文章教化深远。穿儒士之服，挟带远古帝王的道术，开办学校，引进学生的人很多，下定努力学习的志向，集中精力于某一专门的学业，辞别家人亲戚，甘心勤劳刻苦学习的人甚众。虽然学问渊博的儒者和成就的大业，比不上魏、晋时代的臣子，但风俗的改变，也还是近代的美事。

　　自天下失去统一以来，将近三百年，师傅的教导纷纭多样，没有办法取得正道。隋文帝上承天命而继位，统一天下，整顿纲纪以保护儒士，准备好表彰用的布帛以礼遇儒士，设置高级的官爵拉拢儒士，于是四海之内，普天之下，学识广博以备天子之问的儒士，都全部集聚在一起。隋文帝于是就治理国家，率领文武百官，遵从求问道术的仪式，观览拜祭先师的礼仪。博士尽其滔滔不绝的辩才，侍中竭尽应对优胜的深奥之学，考据订正散逸，研究参祥异同，积累下来的众多疑难，都像冰雪融化一样迎刃而解。于是越级提拔奇才俊士，厚为赏赐众多儒士，自京城以至于四方，都开设学校。齐、鲁、赵、魏之地，学习经术的人特别多，背负书籍追赶师傅，不辞千里之远，讲说背诵经籍的声音，道路上不时可以听到。中原经术的兴盛，自从汉、魏以来，只有隋朝一代而已。到了隋文帝晚年，精华稍稍枯竭，不喜爱儒术，专一崇尚刑名之学。执掌政权的那些人，都不是真诚地爱好儒术。到了仁寿年间，就废除了天下的学校。只保留了国子一所学校，学生七十二人。隋炀帝即位，重新开设学校，国子和郡县的学校，比开皇初年还要兴盛。征召儒生，不论远近都来到京城，让他们在东都洛阳互相讲说议论得失，根据他们的言论确定等级，一律都奏知天子。这个时候，原有的儒生大多已经亡故，只有信都人刘士元、河间人刘光伯出类拔萃，学识贯通南北，渊博达于今古，后生敬仰，撰著的各种经籍义疏，官僚们都师从宗法。接着外对四方夷族用兵，战事不断，师傅学生懈怠散漫，盗贼四起。礼义不足以防范君子，刑罚不足以威慑小人，徒有建造学校之名，而没有弘扬道术的实际行动。崇学之风逐渐衰微，以至于灭亡。方领矩步的儒士，也都辗转弃尸溪谷之间，所有的经籍，因此都在战火的余烬中丧失干净了。因此使得后来的士子，再也听不到诵读《诗》、《书》之声，人人都想掠夺盗窃，相互陷对方于不义。《传》说“：有学问的人将要生殖蕃息，没学问的人就要衰亡败落。”如此说则盛衰系于学术，兴亡在于学术，掌管国家的人，能够不加谨慎吗？

　　汉代，郑玄为各种经籍撰作注解，服虔、何休二人，各有自己的学说。郑玄的《易》、《诗》、《书》、《礼》、《论语》、《孝经》，服虔的《左氏春秋》，何休的《公羊传》，盛行于大河之北。王肃的《易》，时而也得以流行。晋代，杜预注释《左氏》。杜预的玄孙杜坦，杜坦的弟弟杜骥，在宋朝都任青州刺史，传播其祖传学业，所以，齐地人大多学习杜氏之学。

　　自北魏末年开始，大儒生徐遵明在家门讲解郑玄注释的《周易》。徐遵明把郑注《周易》传授给卢景裕和清河崔瑾。卢景裕传授给权会和郭茂。权会早年进入邺都，郭茂一直在家门教授学生，后来能够说《易》的人，大都出自郭茂门下。河南和青、齐之地，儒生大多讲述王辅嗣(弼)注解的《易》，师承的人较少。

　　齐朝的时候，儒士很少传授《尚书》，徐遵明兼通《尚书》之学。徐遵明向屯留王聪学习《尚书》，传授给浮阳人李周仁和渤海人张文敬、李铉、河间人权会，并传授郑康成(玄)的注解，不是传授古文《尚书》。乡里的儒生，大都见不到孔安国古文《尚书》注解。武平末年，刘光伯、刘士元才得到费蠷的《尚书义疏》，于是就加以留意。

　　《诗》、《礼》、《春秋》，特别受到当时人们的崇尚，诸生大多兼通晓这三种经籍。

　　《三礼》都是出自徐遵明的传授。徐遵明传授《三礼》于李铉、祖俊、田元凤、冯伟、纪显敬、吕黄龙、夏怀敬。李铉又传授给刁柔、张买奴、鲍季详、邢峙、刘昼、熊安生。熊安生又传授给孙灵晖、郭仲坚、丁恃德。这之后的儒生能够通《礼经》的人，大都是熊安生的学生。诸生都通晓《小戴礼》。兼通《周仪礼》的儒生，仅有十分之二三。

　　通晓《毛诗》的人，大都是出自出魏刘献之门下。刘献之传授给李周仁，李周仁传授给董令度、程归则，程归则传授给刘敬和、张思伯、刘轨思。这之后能够谈论《诗》的人，大都是二刘的学生。

　　河北诸位儒生中能够通晓《春秋》和服子慎(虔)注解的人，也都是出自徐遵明的门下。张买奴、马敬德、邢峙、张思伯、张奉礼、张周彡、刘昼、鲍长宣、王元则，都得到服氏之学的精奥微妙。另外，卫觊、陈达、藩叔虔，虽然不是出自徐氏门下，也算得上贯通理解。另有姚文安、秦道静、开始也学习服氏之学，后又改学杜元凯(预)注解的《左传》。河西的儒生，都将杜氏之学牢记在心。《公羊》、《谷梁》二传，儒生大都不放在心上。

　　《论语》、《孝经》，诸位学生没有不通的。诸位儒生像权会、李铉、刁柔、熊安生、刘轨思、马敬德这些人，大都是自己撰著义疏。虽然说是专门的学问，也都是互相师法学习。

　　大概南北儒生所作的章节与句子，喜好互相不同。江东儒生，《周易》则崇尚王辅嗣，《尚书》则崇尚孔安国，《左传》原崇尚杜元凯。河洛儒生，《左传》则崇尚服子慎，《尚书》、《周易》则崇尚郑康成。《诗》则是都以毛苌为主，《礼》则是共同尊崇郑玄。南方的儒生约略简要，得其英华；北方的儒生深奥庞杂，穷究其枝叶。考察其源流，总要其旨归，其立身成名，方法不同，结果是一样的。

　　自从北魏梁越以下，传授讲习儒家经典的人很多，今各依其年代编排，以具备《儒林》云云。

　　孙惠蔚，武邑武遂人。十五岁时，就粗略地通晓《诗》、《书》和《孝经》、《论语》。十岁那年，跟着董道季学习《易》。十九岁时，又向程玄学习《礼经》和《春秋三传》。周游于儒生聚会之所，声名传遍冀州。

　　北魏孝文帝太和初年，郡人举荐孙惠蔚为孝廉，在中书省应诏陈述政事。当时，中书监高闾因应对与孙惠蔚谈论而荐举他，孙惠蔚很快任中书博士，转任皇宗博士。高闾受命整理编定雅乐，孙惠蔚参加了这件事情。音乐编定之后，高闾上疏请求将朝中官员聚集在太乐，共同研讨是非。秘书令李彪自以为有辩才，一开始就设置难题。高闾命令孙惠蔚与李彪争论，李彪不能让孙惠蔚服输。黄门侍郎张彝经常和孙惠蔚交往，每次上表奏疏议论政事，大都向孙惠蔚征询意见。太和十七年(493)，孝文帝征伐南方，上书议论类祭的礼仪。太师冯熙死后，孙惠蔚监督其丧事礼仪，上书请求让冯熙未成年的儿子，都穿成年人的衣服。孙惠蔚和李彪因儒家学问而相互理解，李彪官至尚书之后，孙惠蔚依旧任太庙令。孝文帝曾经从容地对人说：“道固(李彪字)既已升至高位，而孙蔚还沉居卑微的地位，朕常常认为有负孙惠蔚。”孙惠蔚虽然长久滞居小官，而能深刻体味通达塞滞的道理，没有一点怨恨，儒生因此而称赞他。太和二十二年，孙惠蔚任东宫侍读。

　　当初，魏朝七庙以平文为太祖。孝文帝议祖宗神位，把道武帝作为太祖。祖宗虽然确定了下来，但太祖左右的神位却没有改变。孝文帝驾崩，准备奉孝文神位祭于祖庙，侍中崔光兼领太常卿，认为太祖既已改定为道武帝，左右的神位应按照次序而改变。兼领御史中尉、黄门侍郎邢峦认为太祖虽然改变，左右的神位依然不应改变，就立即草撰弹劾奏章，想弹劾崔光。崔光对孙惠蔚说：“这样做的礼法，而御史却要弹劾，我想从你这位大学问家这里获得帮助。”孙惠蔚说“：这样做十分合乎礼法的变化。”很快就写信给崔光，帮助说明这件事情。崔光把孙惠蔚的信呈递给宰相，就召见孙惠蔚和邢峦当堂议论得失。尚书令王肃又帮助邢峦，而邢峦最终理屈词穷，弹劾的事情就压下了。

　　宣武帝即位之后，孙惠蔚仍旧在其身边，辅导宣武帝学习经籍典章。自冗从仆射升任秘书丞、武邑郡中正。孙惠蔚进入东观以后，看到典籍不全备，阅读旧的典籍，原先没有确定目录，新的旧的杂揉在一起，首尾不全，有的典籍埋积几十帙，没有的成年不加撰刻。有的篇目脱落，首尾残破，有的文被损坏，字迹脱误，错讹毁坏的很多。卷目虽然很多，全部刻定的却很少。孙惠蔚请求按照前任秘书丞卢昶撰著的甲乙两部新目录，想添补残缺，削减合并，校订文理，加以句读，作为定本，按照顺序加以撰刻，作为永久的格式和制度。秘书省原先没有的版本，广泛探究寻找。搜求版本加以补足。然而，经籍浩繁广博，诸子之书纷繁，书籍卷数既已众多，文章次序又多谬讹，不是一两个校书短时候能够完成的。请求命令四门博士和在京城的儒生四十人，在秘书省专门精心地校订考正，参酌审定字义。诏令批准孙惠蔚的请求。

　　孙惠蔚后来任黄门侍郎，代替崔光任著作郎。才能在文学历史方面，没有什么著作。改任国子祭酒、秘书监，仍兼任著作郎。延昌三年(514)，追赏讲论考定典籍的功劳，封爵枣强县男。明帝初年，出京任济州刺史。回京之后，授光禄大夫之职。

　　自北魏初年以来，儒生都是做地位卑下的官，孙惠蔚的官职最为显赫。原先单名一个蔚字，宣武帝正始年间，在宫中给皇帝讲学，夜中谈论佛经，很称皇帝的心意，诏令在其名中加一个“惠”字，法号惠蔚法师。死于官任，追赠瀛州刺史，谥号戴。子孙伯礼袭封爵位。

　　徐遵明字子判，华阴人。自幼丧父，喜爱学习，十七岁那年，跟随同乡毛灵和等人到山东求学。到了上党，就拜屯留王聪为师，学习《毛诗》、《尚书》、《礼记》。一年后，就辞别王聪游于燕、赵之地，拜张吾贵为师。张吾贵的学生很多。徐遵明认真学习了几个月，就私下对朋友说：“张生名气虽然很大，却没有约束限制，凡是他讲解的东西，都不称我的意。请求另拜老师。”就和平原人田猛略到范阳孙买德处。跟孙买德学了一年，徐遵明就又想离开。田猛略对徐遵明说“：你年纪轻轻从师学习，每次都不能把学业学完，这样来学，恐后终究一无所成。”徐遵明就指着他的心口说“：我如今知道真正的老师在哪里了，它就在这里。”就到平原人唐迁处，居住在蚕房里，读《孝经》、《论语》、《毛诗》、《尚书》、《三礼》。六年之中，足迹不出庭院，时而弹筝吹笛，自我娱乐。徐遵明又得知阳平馆陶赵世业家有《服氏春秋》，是晋朝永喜年间的旧抄本，就前往阅读，又经过了好几年。于是亲自撰写《春秋义章》三十卷。这之后开始教授学生，每次到了讲坛，先手持经籍义疏，然后才开始讲解。学生至今仍是这样，慢慢地就成了习俗。徐遵明在外讲学二十多年，天下学子无不尊崇敬仰。特别喜好敛财，和刘献之、张吾贵都在河北传授弟子，收取的丝帛谷物，明码标价，或者留下衣服财物抵押，称为“影质”，有损于读书人的风度。徐遵明看到郑玄《论语序》说“书以八寸策”，误以为是“八十宗”，因而枉加解说。其偏执都是这个样子。刘献之和张吾贵比徐遵明更加过分。

　　徐遵明不喜欢京城，因为兖州有旧友，就迁到了朋友那里。元颢进入洛阳，任城太守李淇准备兴举义兵，徐遵明一同参与其事。夜里敌兵偷袭，徐遵明被乱兵杀害。孝武帝永熙二年(533)，徐遵明的学生通直散骑侍郎李业兴上表请求追封，终于没有追赠谥号。

　　李业兴，上党长子人。祖父李箈、父亲李玄纪都因儒学而被举荐为孝廉。李玄纪死于金乡令官任。

　　李业兴少年时性格耿直，立志好学，后来就在赵、魏之地拜徐遵明为师。当时渔阳人鲜于灵馥也收徒讲学，而徐遵明的名声不大，跟他学习的人还很少。李兴业就到鲜于灵馥的学校，和其他学生一样。鲜于灵馥就对他说“：李生跟着羌博士(徐遵明)很久了，学到些什么呢？”李兴业沉默不语。等到鲜于灵馥讲解《左传》时，李兴业问他几个主要的问题，鲜于灵馥都不能回答。李兴业于是抖衣站起说“：羌弟子正像你这样！”于是就直接回去了。自此以后，鲜于灵馥的学生都到了徐遵明那里。徐遵明的学生十分兴盛，都是李兴业所为。

　　后来，李兴业就博览百家学说，图纬、风角、天文、占候，无不探讨研究，特别擅长算术历法。虽然出身贫贱，却常常很是自负，如果待他不够礼仪，即使是权豪贵族，也不会向他们屈服。后来，成为王遵业门下的食客。举荐为孝廉，任校书郎。当世流行的赵匪攵的历法，节气在十二支之后推算。北魏宣武帝延昌年间，李业兴就撰著《戊子元历》献上。这个时候，屯骑校尉张洪、荡寇将军张龙祥等九家，各献新的历法。宣武帝诏令将诸多新历法合为一种历法。张洪等人后来就共同推荐李兴业主持此事，撰成《戊子历》。李业兴认为殷朝的历法始于甲寅，黄帝的历法始于辛卯，只是有记载年代的作用，而缺少用阴阳五行和干支等推算吉凶，就又加修撰，各成一卷，流传于世。

　　孝庄帝建义年初，李业兴受命主持天文历法。不久，授著作郎之职。永安三年(530)，因之前撰著历法的功劳，赐爵长子伯。后来，因为孝武帝刚刚即位的时候，李业兴参与行礼之事，封屯留县子，授通直散骑常侍之职。永熙二年(534)二月，孝武帝在学宫祭奠先师，李业兴和魏季景、温子癉、窦瑗为孝武帝选取章句。后来入宫任侍读。

　　刚刚迁都邺城的时候，起部郎中辛术上奏说“：如今，皇帝居于新迁之都，各种制度开始创制，修建之事一旦开始，就一定要合乎制度。李业兴是大学问家，通晓古今的儒士，学识广博，千家万户，所应向他询问的事情很多。如今请求让他来观览图纸草案，考定是非，参酌古今，折中一下作为制度。”诏令准许。就在这个时候，尚书右仆射、营构大匠高隆之受命修缮三署乐器、衣服和百戏之类的东西，就奏请让李兴业一同参与其事。

　　东魏孝静帝天平四年(537)，李兴业和兼散骑常侍李谐、兼吏部郎卢元明出使梁朝。梁朝散骑常侍朱异问李业兴说“：魏朝洛阳的委粟山是南郊，还是圆丘？”李业兴说：“委粟山是圆丘，不是南郊。”朱异说：“我曾经听说过郊、丘是不同的地方，这用的是郑玄的解释。我这里所说的符合王弼的解释。”李业兴说：“是的。洛京郊、丘所在之处，用的是郑玄的解释。”朱异说：“如果这样的话，女子嫁给她的近亲，也按照郑玄的解释吗？”李业兴说：“这件事情，也不能只是按照一种解释。就像你们这里根据王肃的解释，除丧服应该用二十五个月，为何王俭的《丧礼》，除丧服用二十七个月呢？”朱异就不答话了。李业兴说“：我昨天见到这里的明堂，四根立柱，屋形成方，没有一点皇宫的样子，这应当是按裴危页绘制的图纸建造的。明堂上面圆，下面方，裴瞝这种只是一般的房屋罢了，如今这些房屋上面不圆，为什么呢？”朱异说“：圆方都是世俗之见，经典中没有记载，屋形成方有什么奇怪的！”李业兴说：“圆方这些言论，出处非常明显，你自己没有看罢了。我看到你抄录的梁主的《孝经义》也说‘上圆下方’，你的话岂不是自相矛盾吗？”朱异说：“像你说的这样，圆方之说究竟出自哪部经典？”李业兴说“：出自《孝经援神契》。”朱异说“：此书乃是伪书，怎么能够相信呢！”李业兴说“：你如果不相信，《灵威仰》、《叶光纪》一类书籍，也没有出自经典的，你还信不信呢？”李异不作回答。

　　梁武帝问李兴业说“：《诗·周南》，是称王天下的人的歌谣，系到周公名下；《邵南》，是仁德贤才的歌谣，系到邵公名下。为什么称为系呢？”李业兴回答说：“郑玄注《仪礼》说：当初太王、王季居住在歧阳，亲自推行《邵南》的教化，以使称王天下的大业兴旺。到周文王实行《周南》的教化而承受天命，在酆修建城池。文王为诸侯时教化的国家，如今既然已成为天子，就不能再守在为诸侯的地方，所以就分封给周公、邵公，称为系。”梁武帝又问“：《尚书》‘正月上日，受终文祖’，这个时候是哪一朝的正月？”李兴业回答说“：这是夏朝的正月。”梁武帝问“：凭什么知道的呢？”李业兴说：“《尚书·中候运衡篇》说‘日月营始’， 所以知道是夏朝的正月。”梁武帝又问：“在尧之前， 哪一个月是正月 ？”李业兴回答说：“自尧 以上， 典籍没有记载， 实在不知哪个月是正月。”梁武帝又说：“‘寅宾出日， ’就是正月； ‘日中星鸟，　以殷仲春， ’就是二月。这些出自《尧典》， 怎么能说不知尧时用哪个月为正月呢 ？”李业兴回答说：“虽然夏、商、周三代的正月不同， 但说到时间节令， 都是根据夏朝的正月。《周礼》‘仲春二月， 会男女之无夫家者’。虽然出自周朝的书籍， 但月份也是夏朝 的时间。尧时的日月， 也应当是这样。只是我的见识不深， 无法加以辩论析理， 说明这个问题。”梁武帝又说：“《礼》记载说： 原壤死了母亲， 敲着木头唱歌。孔子是道德完善的人， 而和原壤是朋友 ？”李业兴回答说：“孔子 自己就作了解释， 说相亲近的人不会失去其亲人， 成为朋友的人不会失去其朋友。”梁武帝又问：“原壤是哪里人 ？”李业兴回答说：“《注》这样说： 原壤， 孔子小时候的老朋友。可知原壤是鲁地人。”又问：“原壤不孝顺， 违背人们之间的关系， 为何为了保留老朋友之间的小的礼节， 而废弃不孝顺这样的大罪呢 ？”回答说：“原壤的行为， 事情 自身很明显， 幼小时的朋友， 不是今天才开始的， 既然没有大的变故， 怎么能允许背弃呢 ？”又问：“孔子是道德完善的人， 为什么把原壤的事情记录下来， 留传于万代呢 ？”李业兴回答说：“这是后人记录的， 不是孔子 自己撰制的， 就像合葬于防一样。像这一类的事情，　《礼记》中随便找一找就可以百来计算。”又问：“《易》有太极， 太极是有还是没有 ？”李业兴回答说：“传说太极是有。”回到东魏， 李业兴兼领骑常侍， 加授中军大将军。

　　李业兴家世代务农， 虽然学业进步，但原有的语音没有改变。梁武帝问他宗族有 多少家，　李业兴 回答说： “萨 四十家。”出使回国， 孙腾 问他：“想不到你被吴儿耻笑 ！”回答说：“业兴尚且被人笑，如果派遣公去， 当会被人诟骂。”邢子才说：“你的妻子患有疝病， 有人 问其实情吗 ？”李业兴说：“你太傻了 ！ 只要说这个事情，人们就半信半疑，谁还会检查检查看一看不成？”

　　孝静帝武定元年(543)，李业兴任国子祭酒，仍兼侍读。神武帝高欢因李业兴擅长术数，行军打仗常常向李业兴求问。李业兴就说某日某处能够获胜。李业兴对亲近的人说：“他若是取胜了，自然赏赐我；他若是遭到失败，怎么能怪罪我？”芒山之战，有风从西面吹入营中。李业兴说：“小人风来，当会大胜。”神武帝说：“如果取胜，就让你做本州的刺史。”芒山之战后不久，任李业兴为太原太守。武定五年，齐文襄皇帝高澄用李业兴为中外府咨议参军。

　　后来因事受牵累而被软禁，李业兴就制定《九宫行棋历》，以五百作为章，四千四十作为踚，九百八十七为斗分，回过来把己未作为开端，始终相联系，不再转动，和如今历法的方法不同。至于节气顺序的交换和分界，日影度数的长短，则没有不同。文襄皇帝征伐颍川，李业兴说“：此去必胜，胜后必定有灾难。”文襄皇帝攻克颍川之后，想用李业兴阻挡灾难，就把他杀了。

　　李业兴爱好经籍，一直不停地搜集，亲自修补，加上题签，他家收藏的经籍，将近一万卷。李业兴不停地阅读，有很多新奇的见解，诸位儒生都佩服他学识渊博。生性豪爽侠义，重视义气，别人有什么急难，到他这里藏身求生，就能允许他们藏匿。和他关系好的，他会把身上所有的东西都给你，毫不吝惜；和他不和睦的，即使是一点点的毁谤，以至于声色俱厉，痛加诟骂。性情又急躁狭隘，以至于争论驳难之时，没有儒生的风范。李业兴常常对人说：“只要是说我好，虽然明知是假话，但也比说我坏要好。”专事进取，妒嫉超出他的人，不顾后果，当时人因此而厌恶他。至于其学术精当举动微妙，当时没有人能赶得上他。李业兴有两个儿子，崇祖继承父亲的事业。

　　崇祖字子述。文襄皇帝聚集朝中官员，命令卢景裕讲解《易》，崇祖这时十一岁，来往议论驳难，卢景裕很畏惧他。李兴业帮助成就他的儿子，以至于愤怒争吵。文襄皇帝的面容很不高兴。姚文安诘难服虔《左传解》七十七条，称之为《驳妄》。崇祖阐明服虔的注解，名为《释谬》。齐文宣帝建造三台，材料砖瓦等工程，都是崇祖计算的。封屯留县候爵。遵祖，齐天保初年诘难宋景业的历法，十分精到。崇祖为元子武选择葬地，酒醉之后告诉他说：“改葬之后，应当和孝文帝没什么区别。”齐武成帝时，有人告发了他，兄弟二人同时被杀。

　　权会字正理，河间莫阝人。志向崇尚沉稳高雅，举动遵循礼节法度。小时候学习郑玄《易》，曲尽其幽微奥妙。《诗》、《书》、《三礼》文义精审博识，兼擅风角之术，善观天象。仕于齐朝，开始的时候任四门博士。仆射崔暹引荐为门客，对权会非常敬重，命太子达..用对待师傅的礼仪对待权会。崔暹想举荐权会和马敬德等人做诸王师傅。权会生性恬淡闲静，不羡慕荣禄权势。耻于做地方官，坚决推辞。崔暹明白他的意思，就不再举荐他。不久，追令修撰国史，权会监督管理太史局事务。后来改任国子博士。权会参与管理的事情虽然繁多，但仍不停教授学生之事，性格十分儒雅软弱，好像不太敢说话，但到了应答诘难之时，应答如回声，因此受到诸多儒生的推重。王公贵族的子弟中仰慕权会德行道义的人，或是到其宅院，或是借宿到他邻居家，昼夜依次求问，接受权会的学业。权会很高兴地讲解，不曾有所懈怠。

　　权会虽然擅长风角之术和观天象，到了私人房舍，一点也不提起。学生有向他请教的，他始终一点也不说。权会常常说“：这种学问可以知晓，却不能言说。诸君都是王公贵族子弟，不必通过这些进取，何必多问呢！”权会只有一个儿子，也不传授这种方术。权会曾经派遣家人到远方去，很久没有返回。那个家人回程快到家时，逢上天降大雪，就寄居到别人家中。权会这时正在学堂讲课，忽然有旋风把雪吹入门内，权会笑着说“：出行的家人已经到了，想不到中间停了下来！”于是就派人追踪寻找，果然像他说的那样。权会每次占筮，不论事情大小，必定能够言中，只用爻辞、彖辞和象辞，来辨明吉凶，用《易》来占卜一类，都不说出来。

　　权会本是出自贫寒之家，没有书僮仆人，当初任助教的时候，一直骑驴。他任职的地方很多，不到天晚不回家。曾经夜里出城东门，权会独自骑着一头驴，忽然出现两个人，一个人在驴前，一个人随从在后，好像是帮助他一样。他们的举动轻飘飘地，和活人不同。渐渐地就迷失了道路，不照原来的路走了。权会心中十分奇怪，就背诵《易经》上篇第一卷，一卷还没背诵完，前后的两个人忽然离散而去。权会也不知不觉地从驴上坠落下来，迷迷糊糊地，到天亮才醒来。这时才知道坠落的地方是在城外，离家才几里路。有一个儿子，字子袭，聪明机敏，精明勤恳，幼年时就有成年人的器量。先死，送葬的人都很悲伤，权会只是哭了一下就停止了，当时的人都称道他明达命理。

　　北齐后主武平末年，权会从官府回家，路途中马无缘无故地摔倒了。权会跌倒在地，于是就不能说话了，因而突然死亡。注有《易》一部，流传于世。权会生平畏惧马，官位名望既然到了那个地步，就不能不骑马，果然是因马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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