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书》列传 卷六十部分译文

作者:佚名

  范泰字伯伦,顺阳山阴人。祖父范江是晋朝安北将军,徐州、兖州两州的刺史。父亲范宁是豫章太守。

  范泰始任太学博士、卫将军谢安、骠骑将军会稽王刘道子两府的参军。荆州刺史王忱是范的表弟,请他任天门太守。王忱喜欢喝酒,一醉达数十天,醒来时则非常庄重威严。范泰对他说:“酒虽让人适意但也伤身体。我与你相处以来常想劝你,但总碰上你喝醉的时候话也就无从说起。现在有了机会却找不到恰当的理由了。”王忱听了叹息不已说:“规劝我的人很多还从没有像你这样的。”有人问王忱:“范泰与谢邈比怎么样?”王说:“茂度傲慢。”又问与殷凯比呢?”王说:“伯通平易。”王忱总是想着建功立业,对范泰说:“现在我们的城池十分坚固,武器装备也充裕,我想扫除中原之敌,实现我早年的志向。伯通有闯劲,应让他做先锋。因你稳健持重,我想将留守后方的重任交给你,怎样?”范泰说:“一百多年来想消灭北方敌寇的贤能之士最终失败的很多啊!功名虽可贵,可我却不想谋取它。”正好王忱病逝,(此事也就作罢)。朝廷征召范泰为骠骑咨议参军,调任中书侍郎。当时会稽王后代元显把持朝政,朝廷和宫中百官请假,都不再上表给皇帝,只让元显签署就算了。范泰提出意见认为这样不恰当,元显不采纳他的意见。因范泰父亲去世,他服丧辞去官职。他继承了父亲阳遂乡侯的爵位。桓玄辅佐晋朝,让御史中丞祖台之上书皇帝说范泰和前司徒左长史王准之以及辅国将军司马王王旬之都在服丧期间无视礼制,范泰因此被废除官职发配到丹徒。

  刘裕起兵,范泰任国子博士。司马休之任冠军将军、荆州刺史,让范泰任长史、南郡太守,后又任命他为长沙相、散骑常侍,他都未就任。范泰入朝为黄门侍郎、御史中丞。因为议论殷祠之事失当,虽仍在职而无爵位。后出京城任东阳太守。卢循事件中,范泰预先派一千多士兵,打开粮仓供给军粮,高祖因此加封范泰振武将军。第二年调任侍中,不久转任度支尚书。当时仆射陈郡人谢混,在青年一辈中十分突出有名,高祖曾经随便问他:“范泰的名望可以和谁比?”谢答道:“他与王元太一样属于最高一类的。”范因而转任太常。当初,司徒刘道规没有儿子收养了太祖。太祖死后道规领养了哥哥道怜的二儿子义庆为子嗣。高祖因为道规一向疼爱太祖,而让他身处要职。追封道规为南郡公,想将道规原先的华容县公赐给太祖。范泰论此事说:“道规的友爱,于心太浓厚了。按礼制不应有两个继承人,义隆应该仍旧用他的本来的封号。”高祖听从这个建议。范转任大司马左长史、右卫将军,加封散骑常侍。又任尚书,仍照任常侍。兼任司空,与右仆射袁湛一起授九锡给宋公,随军队到了洛阳。高祖回到彭城,与范泰一起登城楼,范脚有毛病,高祖特意让他乘轿登城。范喜欢喝酒,不拘小节,性情旷达率意自然,即使在大庭广众的场合,也与在自己家里一样,高祖特别赏识和喜爱他。但他不善于政务,所以不能担任行政官职。调任护军将军,因公事免去。

  高祖即位,任命他为金紫光禄大夫,加封散骑常侍。次年,议论建立国学,以范泰为领 国子祭酒。范泰上表给皇帝写道:

  “臣听说好的风气在圣哲的君主统治下才能兴起,教化训示在昌明的时代才能盛行。最高的学说都是从讲读学习开始的,很快乐的事一定要告诉朋友。古时儿童到一定年龄就进入学校,人们相互交换子弟进行教育;寻找老师不辞遥远,背着粮食忘记辛劳,安慰父母荣耀国家,没有不是从此而来的。如果人们不走出自己的家门,那么这就行不通了。因此,英明的圣旨刚下达,就会天下奉行;学制一颁布,全国就会遵照执行。臣不聪明,小时候就学习不广博。而今宋朝始建,伟业刚刚奠基,社会变化一新,有志之士渴望能报效国家。但如今安置学生的制度却是取得少弃得多,开了一个不好的头,而不仅仅是糊涂啊。我从家庭推想到国家,懂得积蓄不丰,恐怕不能够宏扬大宋的雄风,不能弘扬盛世之完美。我认为合选的家庭,即使制度上行不通,父母兄长要想让子弟进入学校的,情理上则应予以通融。其子弟即使不能早晚侍奉父兄,但入学则是大力弘扬孝道的。不懂《春秋》的害处有时会很严重。所以赵盾忠诚却被视为弑君的人,许子孝顺却获罪,以此为戒,能不让人忧惧吗?十五岁立志学习确实是制度规定的,如果年龄稍微小一点的人有强烈的学习愿望,又何必以某种制度限制他们而不让他们上进呢?扬乌学习《玄》实际是从牙齿尚雅嫩的年纪开始的。五十岁学习《易》也没有什么大过错。

  “过去中朝助教,也用官阶属二品的人。颍川陈载已被任命为太保掾,国子学让他任助教,他就是太尉陈准的弟弟。重要的在于得到人才,不应被规定的品第束缚。教与学不明确,奖赏与鼓励不明显,如今那些无官职而学问好的人,可以给他们相应的官职,门第达到二品,应该以朝廷的名义任命他们为助教,就可以甄别他们的名位品第,也属促学的一项措施。至于那些刚够到二品的人,自然依照过去的办法行事。

  “现在恰逢到了入学的时候,学校却还没有建立。将筐中的土倒掉要求快速,倒车时间长了速度就慢了,有的事情似乎可以迟缓而实际应该迅速处理的,大概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古人看重一寸光阴而轻视一尺白玉,道理也与此一样!”那时国学最终也没有创立。

  当时大多数议论国事的人都以货币减少国家开支不足为由,要将老百姓的铜全部收购起来,再铸造五铢钱。范泰因此又劝谏说:

  “听说将要禁止老百姓藏铜,以之来补充官铜,百姓虽然失去铜器,最后却得到钱,国家费用不足,会获得很多利益。臣愚意有所不同,不能沉默不言。我听说治理国家如烹小鱼,救治敝败没有不是从根本做起的。老百姓不富,国家怎能富足。从没有老百姓不富而国家却富裕的,根本不充足而枝末却富足的。因此,口袋破了却往里放东西,聪明的人不会如此;反穿皮衣背柴草,要保存毛皮实在很困难。国君不谈有和无,诸侯不谈多和少,吃国家俸禄的人不与老百姓争利益。因此,拔去葵草来表明治理天下,织蒲草称之不仁,这样贵贱有章法,职责名分无差错。

  “现在让人担忧的是农人仍然贫穷,仓库不充实,转移调运不停,消费的人多,家庭没有积蓄,这样是难以抵御荒年的啊。货物的贸易不在于多少,过去贵重的东西现在却很低贱,还是一样的东西,其道理也是一样的。只要使官府与人民货物均衡流通,就不必担心国用不足。如果一定要货币充足收归国有,那龟板贝壳一类的东西,从古代就流通作货币了,(难道现在也收归国有?)铜用来铸造器皿用途十分广泛。钟与乐器的声音传播遥远,机械与秤起的作用很大。夏鼎上绘着《河图》,实为众吉祥物之首,晋铎上呈现的图像也预示着好的征兆。器皿有重要的用途,贵重的和普通的作用相同,国家与家庭都一样急需。如今销毁非用不可的器皿而去造无处可用的钱币,对货物来说是功劳不能弥补耗费,对实用来说则是国君和人民一样陷入困境。核实这项措施的结果,可说是害多而益少。陛下终日辛劳,处理日常事务从无疲倦,以身作则,勤俭朴素成为习惯,可是却无雅颂那样的赞扬的声音,版图不达渭水,确实是因为根基不牢固,没有看到眼前的危险。诚愿陛下考虑长远的策略,放慢急功近利的心情,扩充山海物产,选择治国的学说,那么臣下每天都会陈述好的建议,陛下的考虑也更宽广。打消收铜的这种想法国家就有了牢固的根本。臣真诚所至废寝忘食。”

  景平初年(423),范泰被加封特进,第二年退休。解除国子祭酒。少帝在位时,许多事件处理失当,范泰上书极力劝谏:

  “我听说陛下常在后花园演习军事,宫外也能听到战鼓声。在宫廷中肆意习武,朝中也一片喧闹,却见不到作为将帅的大臣、统领军队的主帅。这样不仅不能够威慑四方少数民族,只能使社会出现混乱。最近东部的贼寇经常骚扰生事都是想趁朝廷的乱子。现在吴郡、会稽的地位超过了汉代的函谷关和黄河。国家的根本动摇了,什么事都会发生。如果发生水旱灾害,服役的人仍然不停止,没有贼寇却派兵戒备,这样花费越来越多。河南已不再属于我们所有,羯族的敌虏也难以情理推测他们会做什么。这就是我废寝忘食,干预职外之事的原因。陛下登基后将政事交给宰相大臣,实际与高宗的昏暗不明一样。再加上亲近小人,自然免不了受他们的影响,我觉得远不是国家的大政方针和治理社会的办法。国君的话如同蚕丝,说出来就像丝带一样,对百姓的影响比影子和声音还要快。臣真诚希望陛下致力于弘扬古道,遵照先帝的遗训,顺应情理不要阻挠,任用贤才不要猜疑,这样就会天下统一,宗庙国家永存。《尚书》上说:‘天子有善事百姓就会拥护他。’天虽高远听不见,但它明察秋毫。兴与衰都取决于人,成功与失败容易明了,从未有国家治理好了而人民却造反的。

  臣承蒙前朝过分礼遇,现在陛下又特别爱护,实在想尽心竭诚才能稍稍报答万分之一。不过我已年迈,发白头昏,百病缠身。总是不顾您的情面,也不顾我的后路,就我所见,陈述我狂妄的意见。陛下如能哀怜我的请求,留意我的意见,那么臣即使晚上死去,在九泉之下也无怨恨啊!!”

  少帝虽不采纳范泰的建议却也没有怪罪于他。

  徐羡之、傅亮等人与范泰一向不合,到庐陵王刘义真、少帝被害时,范泰对亲近的人说:“我对古今历史了解很多,还从未发现受先王临终嘱托,继位的君主和贤明的封王却被杀戮的。”

  元嘉二年(425),范泰上表庆贺元正,并陈述旱灾,表写道:

  “元正改变令律,品评事物皆以新的标准。陛下借新的岁月积蓄盛德,敬仰上天继承帝位,吉祥之气充满宫室,百福来临。但不久旱魔肆虐,烈日爆晒,河流干涸,井泉枯竭。老弱的人不能忍受到远方取水,贫穷孤寡的人惮怕背水的劳苦。国家收租繁重,又不降低赋税,百姓怨声不断。臣年已超过七十还从未见过这么大旱灾。阴阳分隔和气不能相交,不仅出现荒年,还一定会疾病流行,它所带来的忧虑难以说尽。

  “求雨祭神的典礼人们都以真诚之心去做,巫师祝工祈祷不停,上天却很少有感动的时候,人就该明白上天的谴责。汉代东海郡错杀了孝妇,大旱三年,祭祀了她的墓之后,甘霖马上从天而降,丰年持续了数载。所以卫国攻打邢,军队一开动就下起了雨。真诚地希望陛下遵照古代的大道,谋求巨大的成就,推行忠诚宽恕的爱心,怜悯抚恤监狱中冤屈的人,关心下层百姓的苦难,牢记冥冥上天的纲纪。把让人民提意见的谤木竖立在朝廷中,让劝谏的鼓声在朝中敲响,考虑治国的学说,总揽统治国家的关键。这样的话,国家的根本就会牢固,差不多没有危险的征兆了。从未有这样做了却不能消除灾害的。正因此夏禹将老百姓的罪过归结到自己身上,殷汤也甘愿承受天下人的过错,太戊借楮这种恶木来增进自己的德行,宋景借荧惑星(火星)来修养善行,这些都是借助失败而转化为成功,过去的例子是明白清晰的。遵循末俗难成教化,走正道易成雅正。臣的疾病一天天严重,到晚上就不指望早上仍能活着,现在遇上改元的庆典,有上表给陛下的机会,我的赤诚能得到一点点表达,臣死而无憾。总是违背圣上的意愿,对表跪拜,悲痛地呜咽。”

  从此范泰驾着小船在东阳游赏,行为举止随心任性,不再过问朝廷政事。上司奏表皇上弹劾他,太祖并未拿他问罪。

  当时太祖虽然亲自处理政事,徐羡之等人仍掌握着大权,范泰又上表劝谏太祖。因范泰的儿子们反对,这个奏表终未呈给太祖。

  元嘉三年(426)徐羡之等人被杀,范泰升侍中、左光禄大夫、国子祭酒、江夏王的老师,特进的官位没有变。皇上因为范泰是前朝旧臣,对他尊重以礼相待,因他脚有毛病,起居不便,每逢宴会和朝见的时候,特意让他乘坐轿到场。范泰屡次对时事发表意见,皇上总是优待宽容他。

  这年秋天大旱又遭蝗灾,范泰又上表写道:

  “陛下夙兴夜寐,关心人民的疾苦,判案公正,处理政事从不疲倦,理从民心而出,恩泽流布民间,百姓和顺,这些都让人觉得遇上盛世。发生灾害虽小但总有其原因。有关官员的过失,我不能推究,上天的谴责,我也不敢无中生有。有蝗虫的地方,官府多役使百姓捕捉,这对枯败的禾苗毫无益处,反倒是杀害生灵。我知道楮等恶木的去除,不一定是人用刀斧去砍的,楚昭王仁爱,不祭神病却好了。卓茂去除无知之虫,宋均囚禁有异常征兆的老虎。出现蝗虫是有原因的,不该扑杀。石头不会说话,星星也不会无故陨落,《春秋》的旨意,应该仔细用心体会。

  “奉行礼制的妇女有三从的节义,而无独断专行的道理,《周书》上父子兄弟,有罪不相互牵连,女性被宽宥,很早以前就是这样了。谢晦妻子女儿还在尚方,先前尊贵后来卑贱,情况非常悲苦,一个妇女做到这样,让人感动。我对谢氏不容有私情,承蒙国家的大恩惠,我处处想报答,私自揣度陛下的心思应当已经知道。

  “按礼春夏时节教《诗经》,没有一点间断。我最近侍坐在陛下身边,知道建学校应当在丰收的年景。陛下治理国家的方针策略刚刚初步建立,心中想着百姓的衣食。丰年就会兴办农事,农事兴办就会开辟土地,到秋天建学校,到冬天召集四方学生,两件事一起做不会相互影响。干事情要戒绝拖延迟误,又要考虑能够持久。担任学官的人最终没有一点点成绩,白白辜负皇上的希望,自己还有什么情面。臣低贱不指望活到教化的盛世,心中仰慕子囊在郢建都的想法,希望能免除荀偃死不暝目的憾恨。臣陈述愚见,也许无一点可取之处,白白烦扰陛下,心中因之惭愧不已!!”

  帝看了表后就原宥了谢晦妻女。当时司徒王弘辅佐国政,范泰对王弘说:“国土务必要广阔,权重的官职难当。你兄弟众多,应该防备着沉落的时候。彭城王是皇帝的二弟,应征召他到朝中共同参预朝政。”王弘接受了他的意见。

  当时旱灾仍未消除,又加上疾病流行。范泰又上表皇帝说:“大旱持续了好长时间,疾病仍未停止流行,为害程度远远超过普通的灾害。古人认为这是国王的恩泽不能惠及人民的征兆。陛下从凌晨就上朝处理政事不敢懈怠。生活勤朴,为百姓操心劳碌,从情理来说不应有这样的灾害。我认为上天要贤明的君主勤恳不止。陛下仿效夏禹、商汤将百姓的过错归于自己,话语发自内心,影响自然会悠远。楮这种恶木早上长出晚上枯死,荧惑星(火星)侵犯马上消退,这不仅仅是灾害消除祸患停止,而且应乘此大开圣明之道。这样雨水马上会降落,老百姓敬仰,影响就同影子、声音一样快速。陛下现在应该对上尊承天意,对下体察臣下的谋划和天下升平的办法。按照古代典籍权衡想与不该想的,做与不该做的啊。大宋朝虽然承继天下,但还未积累舜帝那样的大道,先帝仙逝的日子就是道消除的开始。到了继位的君主被杀,封王遭遇祸患,邦国犹豫观望,灰心丧气,先帝托孤的辅佐大臣很快成为专权的人。天下动荡,王道沦丧。如果不是陛下英明,拨乱反正,那天下就不会再归宋所有了。变革及时意义重大。古代与现在有不同的情况,但沿着旁门歪道走必定行不通。最高深的道理隐含在小事当中,过于性急未必能达到目的。明哲保身不是我的愿望,所以我总是狂妄而任意行事不能保持沉默。臣既顽固又鄙陋,不能通达随便,身有重病,更加上已经年老昏愦,说了或说错了却不能不说。望陛下哪怕只接受我赤诚的一丝一毫,那臣也感激不尽。”

  范泰博览经籍群书,喜欢写文章,爱好奖励提拔年轻人,为之孜孜不倦。他著有《古今善言》一书共二十四篇,与他的文集一起流传于世。他晚年一心一意信佛,在他的住宅两边修了一座祗洹精舍。元嘉五年(429)去世,享年七十四岁。朝廷追封他为车骑将军、侍中、特进,依然是封王的老师,谥号宣侯。

  范泰的长子范昂,早亡。二儿子范詗,宜都太守。后一个儿子范晏,是侍中、光禄大夫。再后一个儿子范晔,是太子詹事,因谋反被杀,另有他的传记。小儿子广渊,文章写得好,是世祖的抚军咨议参军、领记室,因为受范晔的事牵连也被杀。

  荀伯子,颍川颍阴人。祖父荀羡,骠骑将军;父亲荀猗,秘书郎。

  伯子幼时十分喜爱学问,博览经籍群书。但性情通达率意,喜欢旁杂的游乐,在乡里闲荡游玩,他也因此仕进无望。后始任驸马都尉、奉朝请、员外散骑侍郎。著作郎徐广看重他的才学,推荐伯子和王韶之同为佐郎,帮助编撰《晋史》以及撰写桓玄等人的传记。升任尚书祠部郎。

  义熙九年(413)伯子上表皇帝:“臣听说咎繇死后,臧文深深为之叹息;伯氏夺邑,管仲称之为仁。功德崇高历经百代不会泯灭,滥加赏赐则是任何伟大朝代也不允许的。太傅钜平侯祜,明德通贤,作为臣子忠心不贰,辅佐君王,功至消灭吴国,但他没有后嗣,连祭祀的人都没有。汉朝因为萧何的大功,总保持他的后代得以继承流传。我认为对钜平侯的封赏应该和赞阝国相同。前太尉广陵公陈准是孙秀的党羽给淮南带来灾难,窃取大国之主的享受,可算是因罪为利。当时正值西朝政策刑罚失去公正,中兴之举也因此失去希望。如今王道新始,怎能不严格区分赏与罚呢?这样的话,广陵之国就应予以削除。前太保卫馞本来的爵位是萧阳县公,遭受灾难后,就增加了他的品级等第,一开始赠他为兰陵公又转任江夏。朝中许多大臣都没有一个合理的结局,卫馞功德并不突出,没有理由单独受到不合理的封赏,应该恢复过去的等级,以匡正国策。”皇帝下诏将此表交给门下省执行。

  前散骑常侍江夏公卫..上表陈述自己的意见:“臣的祖先故太保卫馞,在魏咸熙年间,太祖文皇帝为元辅的时候封他为萧阳侯,大晋统一天下后晋爵为公,历位太保,总揽朝政,当时贾庶人及诸王专权,忌恨卫馞的忠节,因此楚王越假诏致使他遇难。前朝因为卫馞秉心忠正再加上攻打蜀国的功劳,所以追封他为兰陵郡公。永嘉年间东海王越食邑在兰陵,卫馞的封地换到江夏,户邑数量没有增加。臣的高祖散骑侍郎卫桑是卫馞的嫡孙,篡夺继承封爵,中宗皇帝让臣的曾祖前右卫将军卫崇承袭封爵,一直到臣。臣听说祠部郎荀伯子上表要贬降我的封爵恢复昔日的萧阳侯。因赵氏的忠诚恩宠延续数代,汉高祖开封,以泰山黄河为盟誓。恳请陛下考察臣祖上昔日的功勋,施行无所不至的恩泽,请将臣的上表对外公布以便定夺。”颍川陈茂也上表说:“祠部郎荀伯子上表指责我的七世祖太尉陈准祸害淮南,不应对其过度赏赐;推究此事可知因祖先剪除贾谧,被封为海陵公,此事发生在淮南遇祸之前,后来尽管广陵在混乱之际,我的祖先才开始蒙受厚遇,历位元、凯。后来出朝到边远的地方,仍然到了平州,也没有到削除封国的地步。这实在是因为祖先的功绩巨大,历代不灭的原因。如今圣明的君主统治天下,英雄豪杰辅佐致力于国家中兴,大家都对此没有什么疑议,不认为是过度赏赐。臣还未成年时就继承了祖上的封地和爵位,伏愿陛下考察祖上昔日的功业,表现您的怜悯和圣察。”皇上下诏将两人的表都交给门下省,最终并未施行。

  伯子任世子征虏功曹、国子博士。因妻弟谢晦举荐而入朝任尚书左丞。后出朝补任临川内史。车骑将军王弘称赞他:“沉着稳重、朴质无华,有平阳侯的风度。”升任散骑常侍,又上表给皇帝:“臣见朝中百官的次序,陈留王在零陵王之上,我私下认为这有不恰当的地方。过去武王消灭殷商,将神农的后代封赏在焦,黄帝的后人封赏在祝,帝尧的后人封赏在蓟,帝舜的后人封赏在陈,夏的后人封赏在杞,殷的后人封赏在宋。杞、陆都是列国,而蓟、祝、焦却没有什么名声。这是褒奖推崇承继的祖先,优于远代的证明。所以《春秋》排列诸侯次序,宋在杞、陈之前,考察近代也有类似的情况。晋泰始元年,皇帝下诏赐给山阳公刘康子弟一人关内侯的封爵,卫公姬署、守侯孔绍各一个儿子为驸马都尉。又泰始三年,太常上博士刘熹等人议论,认为卫公姬署对于大晋朝应在三恪之内,要降称侯。臣认为零陵王位置应在陈留王之上。”皇上听从了他的意见。

  调任太子仆、御史中丞,在职勤勉谨慎,有匪躬之称。他在朝中整肃威严,人们都惧怕他。凡是他想奏议弹劾的事,总是严加非议谤毁,有的还要涉及祖先,表现了他为人剀切刚直,但又夹杂着嘲戏的态度,所以世人都以此非难他。出朝补司徒左长史、东阳太守。元嘉十五年(438)死于官任上,时年六十一岁。伯子有文集流传后世。

参考资料:

1、 佚名.语文新课程资源网.https://yw.eywedu.com/24/06/
沈约
  沈约(441~513年),字休文,汉族,吴兴武康(今浙江湖州德清)人,南朝史学家、文学家。出身于门阀士族家庭,历史上有所谓“江东之豪,莫强周、沈”的说法,家族社会地位显赫。祖父沈林子,宋征虏将军。父亲沈璞,宋淮南太守,于元嘉末年被诛。沈约孤贫流离,笃志好学,博通群籍,擅长诗文。历仕宋、齐、梁三朝。在宋仕记室参军、尚书度支郎。著有《晋书》、《宋书》、《齐纪》、《高祖纪》、《迩言》、《谥例》、《宋文章志》,并撰《四声谱》。作品除《宋书》外,多已亡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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