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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模范黄旭华伟大事迹心得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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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高新尖端技术，尤其是核潜艇技术，都被列入为国家最高级别的机密。黄旭华走上研制核潜艇的道路，就已经做好了无法“赢得身前生后名”的准备。
“时时刻刻严守国家机密，不能泄露工作单位和任务；一辈子当无名英雄，隐姓埋名；进入这个领域就准备干一辈子，就算犯错误了，也只能留在单位里打扫卫生。”刚参加核潜艇研制工作时，领导给黄旭华提出要求。
从此，黄旭华的身影在这条道路上渐行渐远，消失于公众的视野，远在老家的父母和兄弟姐妹都不知道他从事的工作。
1987年，在老家的黄母收到了一本黄旭华寄来的上海《文汇月刊》，其中刊登了一篇题为《赫赫而无名的人生》的长篇报告文学，详细介绍了中国核潜艇“黄总设计师”的人生经历。文章并未提及具体名字，但提到了其夫人李世英，黄母这才恍然大悟。
这位93岁高龄的老人没想到，30年没回家、被兄弟姐妹们埋怨“不孝”的儿子，原来在为国家做大事。
她把家人召集到一起，告诉他们：“三哥(黄旭华在兄弟姐妹中排第三)的'事情，大家要理解，要谅解。”黄旭华在远方得知，他哭了，他说：“对国家的忠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家人的理解和支持，成了黄旭华继续核潜艇事业的动力。
“试问大海碧波，何谓以身许国。青丝化作白发，依旧铁马冰河。磊落平生无限爱，尽付无言高歌。”这是20xx年词作家阎肃为黄旭华写的词。黄旭华从不讳言“爱”字：“我爱我的妻子、母亲和女儿，我很爱她们。”他顿了顿，“但我更爱核潜艇，更爱国家。我此生没有虚度，无怨无悔。”
黄旭华的办公桌上有张照片，照片上的他衬衣、领带、西裤，正在指挥一场大合唱。自从20xx年开始，研究所每年文艺晚会的最后一个节目，都是他指挥全体职工合唱《歌唱祖国》。
在为国打造重器而隐姓埋名的日子里，黄旭华需要承受很多不能言说的孤寂和痛苦。随着解密期的到来，他终于能和家人团聚，也一步步走进了公众的视线。1994年，黄旭华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他先后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中国好人”、20xx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全国道德模范……
而今日，尽管在核潜艇研制中居功至伟，但对于别人奉上的“中国核潜艇之父”的称呼，黄旭华并不接受，认为这是集体的功劳、团队的贡献。“我仅仅是核潜艇研究战线中的一个成员，站在我的岗位上，完成交付给我的任务而已。而且核潜艇牵扯的面很广，是全国26个省市自治区和20xx多个科研院所和高校大协作搞出来的。”
的确，为做惊涛骇浪的大事，选择隐姓埋名的人，不只是黄旭华。
“作为我国核潜艇战线的一名老兵，近60年来与同志们一起奋斗的日日夜夜，我永世不忘。”在20xx年度“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颁奖典礼上，黄旭华声音洪亮：“我愿继续为核潜艇事业发挥余热、贡献力量。”
20xx年10月15日，中国首艘核潜艇游弋深海40多年后退役，进驻青岛海军博物馆码头。而它的总设计师仍在“服役”。除了每天上班，黄旭华还经常到校园、科研院所做讲座。对于年轻一代的科研设计人员，黄旭华会送给他们“三面镜子”：一是“放大镜”——扩大视野，跟踪追寻有效线索；二是“显微镜”——放大信息，看清其内容和实质；三是“照妖镜”——鉴别真假，吸取精华，为我所用。他说，自己要做年轻人的“啦啦队”，为他们加油鼓劲，必要时出个点子。“什么时候退休不知道，身体还可以干几年。”
黄旭华也深深影响了大女儿黄燕妮——这位719所前工程师，年轻时投身到中国核潜艇研制事业中，循着父亲的人生轨迹一直工作到退休。
而黄旭华最大的心愿，就是国家能早日建成科技强国，从“跟随者”变成“领跑者”。
从1945年“弃医从工”，到30年的隐姓埋名，1988年一起深潜，黄旭华，与绝大多数时候在这个世上“沉默无闻”的科技工作者一样，是“无轻重”的一叶，但他从未抛弃“献宏谋”的一片丹心——名藏于九地之下，声动于九天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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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潜艇形成战斗力的关键，在于极限深潜试验。这是一项风险很大的试验，上世纪60年代，美国核潜艇“长尾鲨”深潜试验时沉没，艇上一百多人全部丧生。“一个扑克牌大小的钢板，承受水的压力是一吨多，一百多米长的艇体，任何一条焊缝，任何一条管道，任何一个阀门，承受不起海水压力，都会造成艇废人亡的后果。”黄旭华这样形容深潜试验的危险性。
1988年，中国第一代核潜艇首次进行深潜试验，那是中国核潜艇发展历程上的“史诗级时刻”——由于北方水浅，中国核潜艇在问世18年后，才到南海开始这项试验。有了第一次深潜，中国核潜艇才算走完它研制的全过程。
64岁的黄旭华决定亲自参与这次重要而危险的试验。他说：“我是总师，我要对潜艇负责，对艇上战士负责。”
其实，黄旭华心里比谁绷得都紧，妻子李世英成了他的支持者。他和妻子是同事，在工作中相知相爱。她知道试验的危险性，说的却是：“你是总师，必须下去，不然队伍都带不好，没人听你的话。再说，你要为艇上人的生命负责到底。”黄旭华明白，妻子比他更紧张，她的平静，只是为了不动摇他的决心。
深潜试验当天，南海浪高1米多。艇慢慢下潜，先是10米一停，再是5米一停，接近极限深度时1米一停。钢板承受着巨大的水压，发出“咔哒”的响声。极度紧张的气氛中，黄旭华依然全神贯注地记录和测量各种数据。
当深度仪的指针指向了极限深度时，潜艇经受住了考验，完成了四个小时的深潜试验。上浮到了安全深度，潜艇里的官兵都沸腾起来，试验成功，新纪录诞生了！
作为世界上首位亲自参加核潜艇极限深潜试验的总设计师，黄旭华挥笔写下了四句打油诗：花甲痴翁，志探龙宫。惊涛骇浪，乐在其中。“一个‘痴’字，一个‘乐’字，我痴迷核潜艇工作一生，乐在其中，这两个字就是我一生的写照。”黄旭华说。
同年，核潜艇水下发射运载火箭试验成功，中国成为继美、苏、英、法之后，第五个具有二次核报复能力的'国家。
从而立到花甲，黄旭华为中国第一代核潜艇的从无到有、第二代核潜艇的跨越发展和第三代核潜艇的探索赶超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主持制定了第一代核潜艇与核动力协调总体方案；主持完成了第一代艇现代化改装；主持开展了第二代艇预研工作；作为战略科学家，为中国未来核潜艇发展战略目标的制定、装备的持续创新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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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旭华，“中国核潜艇之父”,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中船重工)第719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中国第一代核潜艇总设计师。
他曾隐姓埋名30年；他的人生，就像深海中的核潜艇—无声，却有无尽的力量。
在中船重工719研究所黄旭华十多平方米的办公室里，摆放着一“胖”一“瘦”两个核潜艇模型。
93岁的黄旭华，至今还没有退休。
周一至周五每天早上6点起床打太极长拳，早餐是一块面包，加少许核桃、葡萄干，从家中步行3000步左右，8点半准时到办公室。办公室倚靠墙根堆着各种资料，这些文字、数字，凝结着黄旭华的毕生心血。抓紧时间整理好这些资料，是他迫在眉睫的愿望。黄旭华时常感到“年纪越大，时间越不够”。
“从1958年开始到现在，我没有离开过核潜艇研制领域，我的一生没有虚度。”黄旭华说。
打造国之重器
“父亲这辈子，就是一条道，走到亮。”小女儿黄峻一语中的。
黄旭华出生在广东海丰一个医者家庭，从医是他幼时的梦想。而经历过抗日战争的苦难，面对当时落后贫穷的祖国，少年黄旭华开始重新思考：“我不学医了，我要学航空，学造船。将来造飞机保护祖国蓝天；制造军舰抵御海上侵略。”海边出生的黄旭华，1949年从上海交通大学造船系毕业后，开启了与潜艇一生的缘分。
1954年，美国“鹦鹉螺号”核潜艇首次试航。1957年，苏联第一艘核潜艇下水。这种新武器的巨大能量，一度超出了当时人们的想象。当时有一个说法来描述核潜艇的续航能力：一个高尔夫球大小的铀块燃料可以让潜艇航行6万海里，如果用柴油作燃料，则需近百节火车皮的柴油。对于大国而言，核潜艇是至关重要的国防利器。
黄旭华用了个有意思的比喻：“常规潜艇是憋了一口气，一个猛子扎下去，用电瓶全速巡航1小时就要浮上来喘口气，就像鲸鱼定时上浮。核潜艇才可以真正潜下去几个月，在水下环行全球。如果再配上洲际导弹，配上核弹头，不仅是第一次核打击力量，而且有第二次核报复力量。有了它，敌人就不大敢向你发动核战争，除非敌人愿意和你同归于尽。”因此，《潜艇发展史》的作者霍顿认为，导弹核潜艇是“世界和平的保卫者”。
1958年，出于国防安全形势需要，中国也启动研制导弹核潜艇，选拔了29名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骨干人才，组建了造船技术研究室(后改为09研究所)。曾参与仿制苏式常规潜艇的黄旭华，作为1/29，被选中参加研究。
研究开始不久，苏联宣布撤回援华专家。毛泽东主席下令：“核潜艇，一万年也要造出来！”在位于武汉的中船重工719研究所办公大楼里，毛泽东主席的誓言刻于墙壁之上。
就是这句话，坚定了黄旭华的人生走向。“那个地方一年刮两次七级大风，一次刮半年。”黄旭华回忆说。恶劣的自然条件还不算，没人、没钱、没资料、没技术，最大的困难是大家不知道核潜艇长什么样。
因为摩擦阻力小，水下机动性和稳定性好，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核潜艇外型是水滴型。美国在研制中谨慎地选择了三步走，先采用适合水面航行为主的`普通线型，再建造一艘常规动力水滴型潜艇，都成功后，才结合研制成水滴型核潜艇。
而黄旭华认为时间紧迫，在与团队商定后，通过大量水池拖曳和风洞试验，取得了丰富的数据，决定一步到位将核动力和水滴艇体相结合。
“当时连基本的研制条件都不具备，就开始干了。”黄旭华回忆说。他和同事们只能“大海捞针”——从国外报刊中搜罗有关核潜艇的只言片语，拼凑出一个核潜艇的轮廓。
但准不准确，谁也不知道。恰好，有研究人员从国外带回了两个美国“华盛顿”号核潜艇儿童模型玩具。大家把玩具反复拆装，发现这些密密麻麻的设备，和他们一半靠零散资料、一半靠想象构思出的图纸基本一样。“我当时就想，核潜艇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嘛！再尖端的东西，都是在常规技术的基础上综合创新出来的，并不神秘。”黄旭华说。
资料难找，数据计算也是难题——他们只能用算盘和计算尺计算核潜艇上的大量数据。那些必须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的部件配重，他们只能靠一台磅秤一个个零件称。为保证计算准确，科研人员分为两三组分别计算，结果不同就重来，直到得出一致数据。
至今，黄旭华还珍藏着一把北京生产的“前进”牌算盘，这把算盘陪伴他度过了无数个日夜。“毫不夸张地说，我国第一代核潜艇的许多关键数据都是出自于这把算盘。”黄旭华说。
曾于1988年跟随黄旭华参与核潜艇深潜试验的中船重工首席技术专家张锦岚，对用算盘计算核潜艇数据感到不可思议：“这可不是简单的加减乘除，而是要运用三角函数、对数等各种复杂和高难度的运算公式和模型。”
但在一穷二白的年代，黄旭华和同事们正是用这种土办法，突破了核潜艇中最为关键、最为重大的核动力装置、水滴线型艇体、艇体结构、人工大气环境、水下通讯、惯性导航系统、发射装置等一系列关键技术。
1970年12月26日，中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
1974年8月1日，中国第一艘核潜艇加入海军战斗序列。
“我们的核潜艇没有一件设备、仪表、原料来自国外，艇体的每一部分都是国产。”黄旭华自豪地说。